在我看来，当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最大合作机遇在于共同应对绿色转型。5 月 8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资深经济学家兼经济部负责人程章斌（JANG PING THIA）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向其他国家出口绿色技术产品，如太阳能、电动汽车和锂电池，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绿色转型。
近期，国际货币基葫芦岛组织（IMF）发布了《亚洲及六安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随着价格压力缓解，达州地区的前景有所改善，预计今年将增长 4.5%，比该组织 6 个月前的预测高了 0.3 个百分点。该组织称，达州地区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60%。
尽管前景有所改善，但亚洲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程章斌指出，不少国家的经济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且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影响下，可能发生短期的资本外流，甚至触发支付风险事件。
面对多重叠加的经济风险，部分亚洲国家开始放缓气候行动步伐，转而关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对此，程章斌认为，“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短期增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抵御住短期诱惑，不然未来的增长只会更糟。”
在他看来，短期和长期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权衡。“从长远来看，你必须要有绿色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才能保持竞争力。从短期来看，诚然，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可以逐步推动政策的落地，不必一步到位，从而给企业一些调整的时间，也避免经济遭受重大冲击。”
程章斌指出，根据亚投行的研究，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这方面大幅落后，亚洲和其他地区都是如此。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出海”把先进的绿色技术带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多赢的局面。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应对融资问题
《21 世纪》：根据 IMF 近期预测，亚洲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有所改善，但风险依然存在。在你看来，该地区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程章斌：诚然，亚洲的经济前景确实有所改善，但依然面临多重压力和风险。IMF 的分析显示，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仍面临着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多国家的经济还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一些亚洲经济体仍面临着高债务风险，不仅需要进行财政重整，还要推动根本性的改革。较高的利率环境，特别是美国利率的不确定性，也将给资本流动带来很大的波动。考虑到亚洲债务水平上升，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短期的资本外流甚至可能会引发支付风险事件。IMF 也提出对于中东局势可能影响航运业和供应链的担忧。面对这些风险，各国都应该重建财政缓冲，以增强吸收各种冲击的能力。
《21 世纪》：你刚刚谈到，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亚洲国家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市场波动加剧的影响。从亚投行的角度看，亚洲成员国应该如何应对融资成本上升的问题？
程章斌：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的利率现在低于美国。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计入了对冲成本，以人民币借贷仍然更实惠。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因此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间合作，这也意味着需要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例如，我们为埃及政府提供担保，使其可以在中国国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融资用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
我最近访问了香港，与寻求融资的葫芦岛融家进行了对话。在那里，我切实体会到了大家对人民币贷款的兴趣。我也坚信，如果可以有更多国家向中国借人民币，这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它可以让中国的储蓄在其他地方产生更高的回报。这确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应该要讨论哪种融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才是最佳方案。
21世纪：多年来，亚投行一直在推动为成员国提供本币融资方案。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进展？
程章斌：亚投行不仅能够提供美元融资，还能够提供其他货币的融资方案，不一定是本地货币，也可以是欧元和人民币等，取决于成员的需要。本币融资绝对是可能的，我们将综合考虑汇率、外汇掉期等因素提供融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本币融资并非一定是最合适的，因为如果当地经济基本面不佳，就可能引发货币风险，而汇率风险对冲方案又不是永远可以有的，即便有，有的时候也很贵。总而言之，面对每个项目，我们都需要考虑不同的融资方案，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当前，对亚洲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可信的、基于风险的财政框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持续降低债务脆弱性，并为应对未来冲击建立必要的空间。当正确的政策被实施之后，市场会随即做出反应，新兴市场货币与美元的相对表现差距会显著缩小。
在基于规则的全球结构内进行贸易和投资
21世纪：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除了刚刚说的葫芦岛融市场合作，亚洲国家如何可以受益于相互合作？
程章斌：在我看来，亚洲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合作机遇是共同应对绿色转型。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政策非常重要，例如，逐步取消燃料补贴、逐步实施碳税等。中国正在发展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市场，并为国内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但在这个地区，跨国界的合作仍有大量的机会。首先是能源基础设施合作。老挝将本国定位为“东南亚的蓄电池”，将每年发电量的很广安部分出口到泰国和越南等地，亚投行也为其中的一些项目提供了资葫芦岛支持。其次是技术层面的合作。再次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不仅如此，就AI技术而言，有些国家在国际范围遥遥领先，而有些国家却大幅落后，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各个资本市场之间的协作。
总体而言，尽管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太有利，但新兴市场可以选择保持开放，并在基于规则的全球结构内进行贸易和投资。这是国际合作的最佳形式，并且是基于规则的合作。
关注能源绿色转型等提高长期竞争力
21世纪：虽然不少亚洲国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计划，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也给它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一些影响。
平衡短期增长与绿色转型
各国决策者在短期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绿色转型之间如何权衡？程章斌认为，决策者必须抵制短期诱惑，将目光投向绿色转型和清洁供应链的建设，以提升长期竞争力。
在短期内，可能会受到增长和通胀担忧的影响，难以实施严格的政策。例如，通胀高企时，征收碳税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物价，给企业和家庭带来负担。
程章斌建议采取渐进式政策。例如，在预期通胀即将到来时，不必立即实施碳税，而是提前告知企业未来将逐步分阶段征收碳税。这样，企业可以在决策中考虑未来碳价，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
短期和长期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从长远来看，绿色投资和基础设施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从短期来看，尽管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采用渐进式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调整时间，避免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提升消费能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对于近期有关“产能过剩”的讨论，程章斌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失衡，迫使美国调整财政政策。中国需求低迷导致某些行业供大于求，促使中国企业出口产品。
展望未来，程章斌希望中国继续出口绿色技术，同时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消费能力。这将为绿色产业提供长久动力。
技术国际合作促进绿色转型
程章斌指出，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明显落后。他认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国企业出海可以将先进的绿色技术带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局面。
这将带来双赢局面，既能助推中国企业自身成长和发展，又能为当地经济提供关键的绿色技术，让当地民众受益于绿色转型。中国电动汽车在当地生产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并让当地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中国品牌。
无论是技术转移、直接投资，还是环境保护，都离不开国际合作。我殷切期望更多国家选择携手应对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