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宁夏、重庆永川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首次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甘肃全省首位聘任制公务员已上岗。
引发关注的是，宁夏招聘 11 名聘任制公务员，只有 2 个岗位公布了考察人选，其余 9 个因”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而取消招聘。
聘任制公务员是指合同聘任、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福利的公职人员。他们无需参加”国考””省考”等考试，实行聘任合同管理，薪酬待遇高于委任制公务员。
近年来，多个省份尝试招聘聘任制公务员。一些聘任制公务员表示，岗位升迁瓶颈一直困扰着他们，期待制度进一步完善。
人才紧缺，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5 月 11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次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兵团第十二师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招聘职位中，兵团第十二师商务局需要产业投融资专员。
“本次招聘是为了服务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兵团第十二师区块的发展。我们需要成熟的产业投融资专业人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招聘到合适的人选。”
相较于普通公考，各地普遍期望通过聘任制公务员招到更合适的专业人才。
5 月 9 日，重庆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招聘 9 名聘任制公务员，岗位有数据技术总监、招商项目总监等。这些岗位对学历、从业经历有严格要求。
永川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招聘招商引资总监 1 名，要求研究生学历，就读于”985″”211″高校或”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者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的海外高校。从业经历方面，要求应聘者有 10 年及以上海内外招商引资项目实操经验，丰富客户资源，3 年及以上招商团队管理经验等。
“传统的公招面向应届毕业生或全职备考人员。按照我们的条件，通过传统公招很难招到人。所以我们通过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方式物色人才。”
与传统公务员考试相比，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更注重应聘者的专业素质。重庆此次招聘考试包括履历分析、笔试和专家面谈，重点考察政治素质、专业素养、业务能力和岗位匹配程度。
一位湖北省聘任制公务员受访者表示，其报考聘任制公务员时，考试方案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复，由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考试。他认为，求职者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十分关键，笔试和面试均侧重于专业知识。
为了吸引专业对口的经验丰富人才，薪资成为重要手段。例如，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财政局招聘金融高级主管岗位，要求应聘者具有 3 年以上发达地区金融行业投融资业务或金融政策研究经验，提供税后年薪 80 万元。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管理研究室副主任郝玉明指出，所谓“高薪酬”是相对于委任制公务员而言，与市场同类岗位的薪酬水平相比，目前各地区公布的聘任制公务员薪酬相对合理。
郝玉明表示，“市场同类岗位的薪酬较高，各地各部门在招聘此类人才时，如果提供的薪酬缺乏竞争力，将难以招到理想人选。”
尽管公告中公布的薪酬很高，但应聘者并不能轻易拿到全额薪酬。
金华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透露，80 万元税后年薪属于指导性年薪，“只有完成绩效考核后才能领取。我们依据其创造的价值进行考核，到岗后对其工作要求也较高”。
5 月 17 日，江西省宜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出税前 50 万元年薪招聘招商服务局锂电产业发展四级高级主管。该岗位职责重大，包括制定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每年独立引进至少一个 10 亿元以上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等。
一些岗位的应聘者十分踊跃。5 月 19 日，甘肃省首位聘任制公务员在金昌市正式上岗，担任金昌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高级主管，年薪 25 万元。聘期内，需完成重点行业监管、应急救援、教育培训等方面共 20 条考核目标。
金昌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该市化工、能源、新材料企业众多，监管压力大。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决定通过聘任制招聘专业性强、经验丰富的人才。
该工作人员透露，公告发布后，共有 57 名应聘者报名，经过资格审查，仅有 8 人符合报考条件。
但也有地方在招聘中遭遇“遇冷”。今年 3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公开招聘 11 名聘任制公务员，大部分岗位明确薪资待遇“不低于本机关四级调研员年工资收入的 1.5 倍”。最终，有 9 个岗位因“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而取消招聘。
有分析认为，部分地区出现“遇冷”的招聘情况，可能是由于门槛过高而薪酬较低造成的。例如，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发改局招聘经济政策研究和项目谋划专员，要求研究生学历、3年以上经济研究经历，且完成过至少一项市级以上经济形势分析任务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公务员一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宁夏首次招聘聘任制公务员，门槛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应聘者不达标也是无可奈何。
郝玉明认为，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很正常。聘任制公务员对专业技术性职位有特殊要求，各地政府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管理需求，合理确定招聘人数和条件，避免盲目追求规模和降低标准。
**“鲇鱼效应”**
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始于40年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副主任余仲华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农村干部来源不足的问题，很多地区开始在乡镇实施干部聘任制。甘肃省仅1984年和1987年就招聘了近4800名干部。
分析认为，当时的聘任制干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和统一管理办法，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提出聘任制公务员概念；2006年《公务员法》明确机关可对专业性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这是聘任制度在我国首次得到法律认可。
深圳和上海在聘任制公务员方面走在前列。2007年，深圳招聘了41名聘任制公务员，上海浦东也开展试点，同年浦东首批5名聘任制公务员正式上岗。
2010年，深圳推出了“政府新职员全员聘任”改革，新进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制。公务员被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类，按职级升迁。至2014年，聘任制公务员占深圳市公务员总数的10%。
深圳的改革尝试并未完全成功。深圳市罗湖区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工作已于几年前结束。
央视网评论指出，聘任制公务员只是委任制公务员的补充，我国招录公务员仍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在委任制体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聘任制公务员数量虽可能逐渐增加，但不会成为主流。
我国于 2011 年正式推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由中组部和人社部联合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此制度在试点基础上完善，并于 2017 年由中办和国办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截至 2017 年底，全国至少 21 个省份开展了聘任制公务员招聘。
各地反馈显示，聘任制公务员发挥积极作用。2020 年，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作部聘用了 6 名聘任制公务员，据评价称，他们能力强、素质高、态度好，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为公务员队伍带来了“鲶鱼效应”，激发了活力。
2022 年，《江西日报》也肯定了聘任制公务员的优异表现，认为其实现了“引进一个，带动一片”的效果。
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的扩大，其续聘和晋升问题备受关注。
晋升通道有待明确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指出，聘任制公务员在聘期内拥有公务员编制，但无行政级别和职务，这与其他公务员的最大区别。虽然聘任制公务员并非“铁饭碗”，但续聘和转任委任制公务员为其提供了发展路径。
续聘需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续聘后工资或将提高。转任委任制则需要在专业性较强职位上表现突出，并获得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或聘期考核结果为优秀。
重庆永川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表现优秀，可续聘并提高工资。但转任委任制需要报重庆市委组织部审批，这意味着大幅度降薪。据了解，目前尚未有转任委任制公务员的先例。
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曾任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的项勤毅年薪曾达税后 50 万元，而转任普通公务员可能直接砍半其收入，这使其难以接受。
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了解到，部分人员利用聘任制公务员经历来提升个人资历，聘期结束后，既不愿续聘，也不愿转为委任制，而是转投企业寻求更好的发展，因为政府工作背景对大企业而言具有吸引力，聘任制公务员经历将成为其加分项。
也有聘任制公务员希望转为委任制，但未成功。
曾任职于中部地区某省聘任制公务员的孙晓童（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是武汉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事业单位。2015年，他通过公开招聘成为该省首批聘任制公务员，担任某市某区管委会建设运营主管，合同聘期为3年，年薪约为委任制公务员的1.5~2倍。
任职期间，他参与了多个PPP项目的谈判、签约和推进工作。孙晓童表示，他有意愿转为委任制公务员，“现实情况是，即使转任后降薪，委任制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在当地仍属于中等偏上，且工作更稳定，用人单位和我都有转任意愿”。
为了满足“聘期满五年”的转任委任制公务员条件，2018年第一个聘期结束后，孙晓童与单位签订了2年的续聘合同。
2020年，任期门槛满足后，其所在单位向组织部门汇报，该区领导也与市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带着其转任委任制的申请向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最终，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领导以这种转任在全国没有先例为由将此事搁置。”孙晓童表示。
对于这个结果，他感到惊讶。“如果国家层面上没有相关规定，地方上缺乏依据无法办理，我也可以理解。但在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还无法转任，有些无法理解。”
转委任无果后，他与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两年后，出于个人发展考虑，孙晓童辞去了聘任制公务员职务。
实际中，一些反对聘任制公务员转任委任制公务员的声音确实存在。2015年一篇新闻报道中，四川某县一位组织部副部长直言，试点聘任制公务员的初衷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聘任制公务员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高薪聘用高技能人才。如果一个岗位有更合适人选，用人单位将聘用他人，“如果变成铁饭碗，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对于鲜见的聘任制公务员转委现象，庄德水认为，在制度层面，达到什么标准可以成为委任制公务员没有细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聘任制公务员很难转为委任制，升迁路径也不明朗。
郝玉明则认为，随着近两年招聘城市和岗位的增多，需要继续跟踪观察聘任制公务员的作用发挥情况和管理运行情况，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实践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