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之道·G215 | 我们如何对待文物，直接反映了我们是不是敬畏历史、敬畏文化。
【编者按】
当我们讨论灿若繁星的中华文明，G310、G215、G104，这三条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国道线远不足以举其大、及其深。但行路间，仍可见一幅恢弘壮美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
良渚、二里头、殷墟，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秦月汉关人不见，莫高窟、榆林窟、龙门石窟的造像壁画历千年而不朽；从西安到玉门关，从杭州到泉州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展现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
今年7月至8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310、215、104三条国道路线，探寻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古人用脚步丈量的土地，正在今人脚下跑出新的速度与风景。
武发思的办公室离莫高窟不远，但不太好找。
我们和如织的游客反向而行，往莫高窟九层楼的东北方走去。穿过热闹的洞窟，经过几条柏油路，拐个弯，周围顿时安静下来。武发思工作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就藏在这里。
今年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II·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215国道来到敦煌莫高窟，探寻壁画保存修复的秘密。2024年正值敦煌研究院80周年，为了即将召开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的武发思正忙着准备。
武发思老家甘肃会宁，戴着眼镜，皮肤晒得黝黑。2009年从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他就来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石窟寺、古代壁画及土遗址生物损害的监测与防控技术研究工作。
见到记者，武发思不愿多谈自己，笑说：“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共同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很热心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年轻同事——一群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的“文物医生”。他们穿梭在洞窟和实验室之间，帮助彩塑壁画“祛病延年”。
武发思记得，自己刚工作时，老院长樊锦诗先生就说：“你们来光守在这儿不行，要静下心来做点事儿！”多年来，他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常对年轻同事说，既然扎根西北大漠，就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
走进“文物医生”们的实验室，记者看到，眼前摆放着各种各样高精度仪器设备，以及不同颜色、形状的材料标本。
在充满现代感的实验室里，墙壁上一张《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的局部细节图格外醒目。这幅壁画出自莫高窟第254窟，但与洞窟中斑驳黯淡、细节难辨的原作不同，眼前的图像色彩明亮艳丽清晰，似乎就像刚刚绘制完成。
柴勃隆在莫高窟172窟进行多光谱调查
“这是利用多光谱技术复原的壁画。在紫外光、红外光下，可以看到壁画内有机材料的分布位置，还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节都能浮现出来。”
说话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勃隆，眼前色彩复原的壁画是他的研究成果。他提醒记者仔细看图，复原后，图中老虎嘴边的血迹都依稀可辨。
柴勃隆是甘肃山丹人，今年46岁，2002年从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毕业后，就来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与实践。目前，他还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攻读文物保护学博士学位。
说起研究，柴勃隆总是滔滔不绝，有种难掩的兴奋。
“通过这一现代技术，今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得知原始画面的颜色和细节，还能确定壁画材料的种类、层叠关系甚至制作工艺。”他告诉记者，这对壁画变色机理研究、壁画修复材料的筛选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他也坦言，莫高窟现存壁画约4.5万平方米，要以此技术完成所有壁画的研究复原，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他和团队仍在不断完善这套技术体系和数据库，逐步建立不同颜料的定性分析标准，逐步揭开莫高窟壁画的“深层”秘密。
崔强（左一）在进行数码显微镜原位无损检测
在另一间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保护研究所崔强副研究员，他是80后，2003年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现文化遗产学院）毕业后，就来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古代壁画制作材料和工艺、文物无损分析技术等研究。
“我们不仅要了解壁画是什么材质，还要了解它是怎么制作的。”崔强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显微镜，在实验内还有一间关着门的小房间，门口放着一张能粘掉脚底灰尘的垫子，里面放着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到1至2万倍，可以观察矿物颜料的颗粒形貌等微观信息，从而确定不同年代壁画制作的工艺。
“早期壁画比较粗旷，到唐代就细腻很多，颜料叠了好几层，材质也更细腻，时代特征比较明显。”崔强解释说。
正是这一项项具体精微的技术，为古代壁画和彩塑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近年来，团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推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力量不断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在壁画彩塑保护及数字化方面先后形成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十余项、专利50余件，抢救了300余处文化遗产。
“文物就像病人，只不过不会喊疼，我们如何对待文物，直接反映了我们是不是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武发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