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学在即！各美其美的复旦学生社团在等你！| 发现好社团

新学期在即，你开始重返校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复旦学生社团也在迎候你！你理想中的大学社团是什么样的呢？是光草上的琴歌相和，还是艺术沙龙里的思想交锋？是在专场舞会里神采飞扬，还是在聚光灯下听掌声雷动？在复旦，你理想中大学社团的样子我们全都有！

2020年，共有10个社团因突出表现，获校团委授予“五星级社团”称号。在这一期的舞台艺术社团特辑当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近尤克里里社、钢琴协会、国标舞协会、演讲与口才协会的台前幕后～

尤克里里社——披音乐星光，传弦歌魅力

在尤克里里社定格一个瞬间，会是怎样的画面？2019年9月底，国内首屈一指的尤克里里大师刘宗立来到复旦，和社员们一起围坐在光草。秋日晚风轻抚，星光洒在草地，琴歌相和，其乐融融。那一刻，现任社长汪婧感受到了她理想中大学社团应有的氛围，并且决心一直留在尤克里里社。

光草弹唱是尤克里里社最经典的活动之一。尤克里里小巧便携，音色清脆，尤其适合演绎活泼欢快的歌曲。很多乐器需要专门的地点和专门的时间来演练，尤克里里则能让音乐无处不在。尤克里里特别的音色乍一看是一种局限，但其实小小的琴上四根弦，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复旦尤克里里社正如这四根琴弦一样，简单地开始，又一步步成长为校园音乐的引领者、传播者。

2018年秋季百团大战开始时，微电子专业研二学生朱坤铭坐在教研室里犹豫要不要去招新。在此之前，他常常独自在校园里弹琴，却鲜少遇到可以一起的伙伴，也找不到一个专门的组织。想到这些，朱坤铭脑门一热，回到宿舍带上自己的三把琴、一个音响，在百团的场地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开始自顾自地弹琴。没来得及准备海报或二维码，从三个人的微信讨论组起步，找到了对尤克里里感兴趣的第一批人。自此，朱坤铭开始担任教学的工作，后来并顺利通过了社团答辩，正式成立了尤克里里社。

前任社长邵子卿大一时在百团大战看到尤克里里社的摊位感到十分新奇，他回忆道：“没有想到复旦竟然有这么小众的社团。” 社团初具雏形时，很多事务都是朱坤铭一个人在忙，从文案到ps，从推送到教学。

如今，尤克里里社已经有15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有27位核心管理层同学，涵盖本、硕、博各个培养层次，各个专业，还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在吸纳新鲜血液这一方面，加入尤克里里基本上是零门槛，对于没有基础的同学，尤克里里社提供日常教学，帮助大家入门。

尤克里里社曾受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社工部的邀请，前往医院参与完成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汪婧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是《甜蜜蜜》的前奏一响就引起了轰动，音乐强大的感染力让每个人都深受触动。” 此外，随着社团的发展，大家现在也开始探索新的公益项目——线下线上并行的音乐治疗。今年寒假的实践内容是金福居敬老院公益演出，在公益演出项目开展的次日，一场艺术治疗圆桌会在金福居敬老院二楼会议室如期举行，敬老院创办人、理事长、院长、康复治疗师和尤克里里社实践队全体队员到场，同时金福居丹麦顾问安娜巴赫医生、丹麦认知症机构全职音乐治疗师保罗、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陈虹霖老师、洪浏老师、复旦大学微电子系陈赟老师、阳光康复中心治疗师娄小雨参与了线上连线，从跨学科的多元视角走近音乐治疗，为社员和其他周围的人带来更多生命的成长。

通过这样的活动，音乐有了超越自身的意义，音乐成了促进社会参与的工具，它串联起一段段个人的音乐史，让生命的留白之处再度春意暖融。也正如汪婧所说：“我们这样的兴趣社团，发展起来像在风雨飘摇中航行的轮船。在控制航向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智得到了锻炼，最终尤克里里社承载的就不仅仅是音乐。”

2020年12月5日，尤克里里社举办了名为“For U Tonight”的专场音乐会，尤克里里社尽量保证每学期至少举办一场像这样的大型专场活动。此前，复旦大学尤克里里社联合上海理工大学吉他社、同济大学尤克里里社举办了以“青春U你”为主题的三校巡演之复旦专场。

钢琴协会——以琴会友，以声寻梦，以乐传承

很多人认为钢琴是一门“高冷”的艺术，然而钢琴协会对于音乐的态度，恰恰与“高冷”相反，他们致力于打造的，是一个以分享为核心的爱乐平台，让爱乐者可以在自由的交流中提升音乐修养。钢协副会长范宜正表示，钢琴审美并没有硬性标准，任何人都可以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它，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妙，那就是感受到了。范宜正说：“音乐带给我们的享受应当是纯粹的，没有必要因为认识方式的差别感到负担。”

钢协有着先进的自审意识和管理体系，他们保持积极的革新，跳出模式固化的圈囿。从前钢协的核心是围绕演奏团开展的一条培养路线，在钢琴沙龙中对演奏团的同学进行演奏能力的指导，再到乐理集训营中提高他们的音乐理解。由于演奏团有一定的考核要求，基础不够的同学可能无法体验到较高的获得感。对此钢协针对更大的受众进行了改良，增加感性审美层面的分享，试图在艺术修养提升上惠及全校同学，而不只是演奏团成员。

从前钢琴沙龙主要是侧重于演奏，而钢协现在的沙龙拓展了音乐性的主题探讨，强调音乐思想的良性碰撞。会长李亚锜介绍道：“我们会在学期初规划沙龙，大概有一场由老师主导，另外一场打算邀请协会内部的前辈或者朋友们，进行分享与交流。”在这个寒假，钢协也在着手制作一个新的线上推送板块，给协会成员提供一个音乐思想交锋的平台。

说到专业修养上的精进，钢协团支书赵润哲表示，自己在钢协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机会和指导。钢协目前的演奏、理论教学部有近10位指导老师，其中，戴晨老师是钢协乐理集训营的创始人，他毕业于英国圣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自2014年起在钢协任教，不仅为同学们提供免费的指导，甚至让同学在他的工作室免费练琴。戴老师认为，对于优秀的音乐，不能局限于表层的感动，而应该探索其背后的理性和逻辑，接近音乐最本质的内涵。李亚锜说：“戴老师把复旦钢协当作自己的信仰，在其中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他对音乐有一种真正的使命感。”

和戴老师同年进入钢协的还有袁肇良老师，袁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日语系，不久前获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CM）钢琴演奏硕士。上学期钢协举办的“乐燃指上•展望疫后新生”音乐会上，经袁老师指导，范宜正完成了一首皮亚佐拉的探戈舞曲。“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作品，大家以前没有演奏过，所以当时在每周末的音乐沙龙上，袁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讨论。大家对自己没有见过风格两眼放光的场景，给了我一种非常独特的感受”，范宜正回忆道。

“乐燃指上•展望疫后新生”音乐会是一场高质量的音乐盛宴。2020年12月6日下午，钢协先在工会举办了一场面向校内师生的预热音乐会，继而在当天晚上前往贝希斯坦上海中心举办了正式音乐会。有22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演奏，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东西流派都有涉及。钢协演奏团成员孙晨融同学说：“我们在B站上对正式音乐会进行了网络直播，最高人气达到了7500多，挺有成就感的。” 除了直播，用专业的设备录制并剪辑的片段也会陆续上传至钢协的各个网络品台。

对于钢协的同学而言，钢琴不止是他们心爱的乐器，还是一个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哲学场。李亚锜说自己目前追求的是与乐共鸣的状态，“弹奏时如果理解了作曲家的出发点，那么也可以说是作曲家理解了我自己。” 范宜正说：“演奏时有两个我，一个我触碰着琴键，还有一个我在脑子里跟着节奏律动，我在弹琴的时候不以自己为主导，当我理解一首曲子之后，实际上是这首曲子在带着我走。”

赵润哲说，自己大一时是抱着一定要找到在音乐上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决心加入钢协。两年下来，不管是技艺还是友谊，都收获满满。一个个钢协人带着对艺术的热爱与赤诚，成就了钢协“以琴会友，以声寻梦，以乐传承”的精神。

国标舞协——To dance, to live, to be.

国标舞协成立至今，有近24年的历史了。一直以来，国标舞协代表复旦大学南征北战，屡屡斩获佳绩。2018年，在由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主办的第20届CBDF“院校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世界名校对抗赛”的赛场上，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同台竞技，经过6个舞种的6轮比拼，复旦国标舞协获得冠军！

复旦国标舞协已连续三年受CBDF邀请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中奥联合举办的“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和来自哈佛、牛津、剑桥、斯坦福、耶鲁、清华、北大等世界知名高校的国标舞爱好者同台演出、参赛并出席舞会。CBDF新年舞会是以舞蹈为桥梁为促进中奥两国文化交流而设立的文化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联合主办。

荣誉背后一定离不开长期的坚持与汗水，国标舞协在没有大赛的时候也一直保持高质量的输出。说起在舞协印象深刻的作品，担任2019年秋季学期会长的罗晨霞为我们介绍了《卡门》和《永不消逝的电波》。

《卡门》是舞协第一次尝试改编经典的创意舞剧，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弗朗明戈风，又融合了迷情伦巴，热情恰恰，欢脱牛仔，热血斗牛，华丽探戈等多种舞蹈，用不一样的形式，致敬了卡门永恒的美丽。

《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同名经典电影和上海歌舞团的同名舞剧，讲述了中共党员李侠在敌占区潜伏，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的故事，向祖国成立70周年献礼。通过同学们的创意改编，一个关于信仰的东方故事，通过起源于西方的国标舞娓娓道来。

2020年2月，国内疫情全面爆发，舞协得知青年舞蹈家郭爽发起了一个《平凡天使》舞蹈征集活动，号召大家通过舞蹈的形式为武汉助力。于是，舞协组织了近20位同学，以不同的舞蹈形式参与其中。2020年春季社长齐楚介绍：“或是自编伦巴，或是学习手语舞，虽然大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每位核心社员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为战疫前线助力祈福。”

复旦国标舞协是上海众多高校的国标舞协中为数不多的有专场舞会表演的社团，而且能够保证每学期一场的高产，并且保证每一场的质量，每一场都在进步。要呈现这样的一场舞会，需要整个社团的核心成员筹备一整个学期。每位舞者不惜耗时一学期自行选定主题、编舞、排舞、设计灯光，只为平均不到三分钟的演出，可谓是匠心之作。其中，群舞由经验较多的学长学姐带领新加入舞协的同学共同完成。罗晨霞表示：“我们希望借此和新同学们更好地沟通和交流，让大家成为更团结的集体。”

国标舞协希望把国标舞这项兼具较高艺术性和竞技性的舞蹈推广到更多地方。罗晨霞说：“国标舞比赛都是在一个大舞池中进行的，一首曲子一只舞，参与这个组别的所有舞者同时在舞池中比赛，现场的竞技感很强。” 国标舞能够达到同时体育素质和艺术素养锻炼的效果，它的一大特质就是端庄优美的肢体语言，同时又有自成的程式和规则。罗晨霞用最简洁的话语概括了国标舞带给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它很美。加入国标舞协会之后，不仅体态越来越好，还得到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跳舞的时候我感到十分自信。”

国标舞协鼓励零基础的同学勇敢地尝试展示自己，在招新面试中，比起花哨的舞蹈技巧，国标舞协更看重的一个人是否对舞蹈有真切的热爱。不过，勇敢尝试不等同于随意尝试。罗晨霞补充道，国标舞协在放低入门门槛的同时，非常看重你是否具有一颗认真对待舞蹈的心。我们对于肢体语言的理解就像学术问题一样，需要有肯钻研的精神才能领悟。

生命的最高艺术或许就是带着偏偏起舞一般的浪漫与激情，尽力过好每一天。To dance, to live, to be. ——这是复旦国标舞协人让生命起舞的态度。

演讲与口才协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复旦演讲与口才协会，通过语言的艺术探索真理，它鼓励大家勇于表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朗诵组——只要肯登场，你就是主角

朗诵组李佳泽同学说：“我在光草参加第一次夜诵的时候，有一种在山坡上追星星的感觉。同学们戴着荧光手环，上面写着演讲与口才协会，好像大家真的在发光一样。” 夜诵是演协朗诵组的招牌活动之一，一般在风朗气清的夜晚，社员们带着小夜灯和音响前往光草，大家一起无拘无束地诵读自己喜爱的文本，有诗歌散文，也有睡前故事，还有戏剧性十足的高难度讲稿。新老成员共同感受声音的美妙，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下打开心扉。

除了夜诵，朗诵组有一个连续举办了十几年的传统项目——新声诵诗会。2020年12月初，朗诵组开启了一场以“归”为主题的新声诵诗会。这个构想始于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的话：“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主旨是梳理中华的文脉，通过诗歌的起源和流变，从滥觞到革新，从先秦到现代，呈现华夏气象，体味中华文明。

同学们把诗歌编排成了极具观赏性的独白剧，独诵与合诵穿搭。哲学院副院长郑召利老师几乎每年都会担任新声诵诗会的评委，他对今年的表演赛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朗诵组组长李蔚怡说：“表演赛不止是我们这一届的社员在付出，一直往上三届的学长学姐们都投入了心力，我们这次的成功是在很多社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仅如此，场下的观众们也在群诵“今夜我们都是李太白”环节奉献了精彩的演出。很多同学尽管没有事先准备，但还是非常默契地一句一句衔接下去。李蔚怡说：“台上的选手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完成了一个震撼的作品，大家的真心创作让我们感动不已。”

在朗诵组同学眼中，演协是一个自由的舞台，只要你肯登场，你就能成为主角；演协是一方热土，你可以在这里深耕梦想与热爱；演协是一个温馨的家园，既可以让你起飞，也可以让你落脚。

演讲组——做一个负责任的表达者

演讲组对于演讲持有鲜明的态度。组长姚冰睿介绍，很多人会把演讲当成一种工具，利用这种工具来达到扩大影响力或者说服的效果，并且过程中诉诸了情感，或多或少会带有一点欺骗的味道，“这显然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演讲”。演协演讲组致力于让大家不断体验到的演讲，是一个找寻意义并且分享意义的过程。姚冰睿说：“一切演讲的核心都是要达到共鸣和引起大家共情。为了能够打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 演讲者在准备一场演讲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同时更仔细地观察这个世界，成为更负责任的表达者，生命旺盛，情感丰满，精神高贵。

演协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的新生演讲赛，基本上在百团大战的时候已经启动报名通道，很多同学就是通过新生演讲赛认识的演协，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一般会从10月初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去年由于疫情，同学们还是通过直播技术实现了选手与观众的互动。

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表达自己，随着赛程推进，演协也会从演讲的外功和内功两个方面提供同步的培训。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学长学姐会分享自己的视角，激发大家的思维，发掘新的故事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包括演讲的语调、语速、语流、节奏、手势等的教学。姚冰睿说：“我们期待那些觉得自己演讲技巧不过硬却仍有表达欲望的同学积极参与新生赛。”不止是表达欲的满足，演协希望激励大家在大学之初思考自己的人生，树立高远的追求，观察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写稿的过程中，获得对自己和世界新的认识。因此在复旦的坊间也流传着一句话：报名的新生演讲赛最多后悔4分钟，不报名可能就要后悔4年甚至一生。

辩论组——理想与友情的驿站

辩论组组长应岳介绍，演协辩论组践行的是一种古老的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谈话式或者说论辩式的交流，内部其实蕴含了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无论讨论什么样的话题，都应该列举与你相对立的的观点。应岳说：“这就像游历了一遍新的世界之后，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会更了解其他人的苦衷，放下很多固执。” 演协辩论组所践行的思考方式，对于一个人的良善和正义是很有帮助的，在现实生活里各色各样的舆论场和日常的沟通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辩论是要为己方的胜利战斗到底，但辩论也让人的胸怀更加宽广包容。

辩论组每年会举办一场新生辩论赛。一方面，这是要为全校的辩论爱好者们提供一个舞台，无论是否具备辩论基础，都有一个接触辩论的机会，包括持续发展辩论爱好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要帮助同学们组建一个温暖的集体，在今后的校园生活甚至更长远的人生道路上有“可与语人”。应岳说：“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止是大家的辩论技巧的提高。”

上学期的志辩杯也如期开展，志辩杯是由演协辩论组主办、志德书院协办的零门槛、积分制院系辩论赛。尽管疫情期间情况特殊，但在书院和团委的支持下，辩论组还是开展了数场线下辩论活动。辩手们在三教3109探索人生的价值与追求，争辩西天取经是否让齐天大圣找回了自我，也在叶耀珍楼多功能厅讨论政策的制定与施行。

辩论组除了举办面向全校同学的辩论赛以外，在校外舞台也有精彩纷呈的表现。2020年11月，复旦演协在华语辩论世界杯（上海赛区）中荣膺冠军。这个比赛，连续两个学期内，两周一赛。辩论组唐启迪同学每周都会担任发起辩论队伍以及组织训练的工作。她说：“很高兴很多新入队的辩手也参加到了比赛中。辩论是一个团队的游戏，在辩论中收获的友谊对我而言十分重要，我很珍惜我们一起创造的值得纪念的每一时刻。”

在复旦，音的乐在这里荡漾，艺的术在这里升华，思的声在这里叩击心弦，而成长过后，舞台不止在复旦。他们带着友谊，带着热爱，在今后的人生舞台上，接续这百年的星光。

编 辑：徐 源

2.《路西法效应》（之一）最会卖萌的心理学大牛菲利普·津巴多

据上一次推荐跟心理学有关的书（《拖拉一点也无妨》）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HIGH阅读今天又要向您推荐一本心理学名著了。这本书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4月12日刚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做了一场演讲。而无论是他演讲的内容，还是今天HIGH阅读要推荐的这本书，都跟他进行的一场大名鼎鼎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有关。如果您对心理学有一定了解，想必您已经猜到书名——

《路西法效应》

“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心理学领域实在太过重要，津巴多教授在书中对这场实验的讲述十分详细，对实验本身和相关的分析研究又十分丰富，HIGH阅读将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连续多期为您详细介绍这本书。

作者: [美]菲利普·津巴多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原作名: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译者: 孙佩妏 / 陈雅馨

出版年: 2010-03

页数: 544

丛书: 新知文库（新版）

ISBN: 9787108033109

豆瓣评价：8.6

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是先来说说这位传奇般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津巴多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现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荣退教授、恐怖主义跨领域政策、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但这位当代重要的心理学家，早年生长在充斥着暴力和犯罪的贫民区，这也令他对人性的阴暗面充满好奇，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研究好人是如何转变成为非作歹的坏人。

对于任何一个学习心理学的人来说，菲利普·津巴多的名字都如雷贯耳。不仅因为他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因为他是《心理学与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等心理学教材的编写者。

上个星期，83岁的津巴多首次来华，在中国心理学界引发的反响，简直就像文艺青年们突然见到了活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但津巴多可比马尔克斯平易近人多了，在北大的演讲中，老爷子跳暖场舞——

from 知乎网友“漓兮”

秀恩爱——

from 知乎网友“夜阑听雨”

还化身“超人”super Z！

from 科学松鼠会Kelodoll对津巴多的专访

总之一个字——

但这么萌的津巴多教授，曾因为他在1971年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饱受争议。

这场实验早已因为媒体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其影响力甚至超出学术领域，进入了艺术和流行文化。比如德国电影《死亡实验（Das Experiment）》就是以这个实验为基础拍摄的，而另一部更加有名的德国电影《浪潮》虽然改编自另一个真实故事，但也与这个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

《死亡实验》｜《浪潮》

在这场实验中，24名学生作为志愿者，在位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内的模拟监狱内充当“囚犯”和“狱卒”，以便观测“监狱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然而实验却大大超乎津巴多的预料，学生们很快就进入各自的角色，“狱卒”显示出病态的虐待狂倾向，“囚犯”则陷入极端的被动和沮丧，甚至不到36小时就有一个扮演囚犯的学生情绪崩溃，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危险和对学生更深的心理伤害，原本预计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在第6天就宣告终止。

这个领导了囚犯暴动的学生，不到36小时就情绪崩溃了

在实验中扮演囚犯的学生“很受伤”，而扮演狱卒的学生在实验结束后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做出了怎样的伤害，也陷入到痛苦中。外界指责津巴多的实验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也指责他的实验违反了科学伦理。而在巨大的争议声中，津巴多用这个实验让世人认识到“情境力量”对人的心理能造成多么巨大影响乃至扭曲。

然而，如果只停留在“斯坦福监狱实验”本身就事论事，就难以说明这场实验带来的深远影响，也难以说明津巴多为何至今仍具有崇高的声望。

实际上，津巴多以这场实验为开端，做了许多许多重要且有益于社会的研究和实践，比如他凭借对“害羞”的研究建立了“害羞诊所”，治疗成人和儿童的害羞；比如他对正常人如何陷入“疯狂”的研究，帮助社会以公共卫生模式预防和治疗疯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病；比如他大力唤醒社会意识，改善美国的监狱体系；比如他教导人们如何抗拒情境的有害影响力，战胜心中的“恶魔”，激发平凡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津巴多TED演讲

《普通人如何变成魔鬼或英雄》

津巴多在此后的人生中，把这个短短一个星期的“事件”，持续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他在实验结束后30多年才出版的这本《路西法效应》，不仅从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度，将这场实验掰开揉碎地解说、分析个彻底，详细披露了实验的后续情况，反思科学实验的伦理问题，也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相关研究，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狱警虐待囚犯、军队虐待战俘、纳粹屠杀犹太人、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种种反人类暴行的成因，以及盲目服从权威、制度化的姑息之恶等让普通人成为帮凶的效应。

纳粹集中营死尸枕藉｜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

其实，津巴多所碰触到的现象，此前在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以及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著作中都有深刻的洞见，但他从心理学层面所做的科学系统的研究，为人们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影响的思考方式。而这一切，都源于1971年的那个夏天。

下一期HIGH阅读，就将详细介绍“斯坦福监狱实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3.深夜停电，但复旦这群学霸就是停不下手……

学霸的特质是什么？

爱学习？刻苦？还有……淡定？

视频加载中…

近日，一个临近11点的夜晚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3109自修教室

突然停电

但是教室里的同学们没有慌乱

他们互相鼓着劲儿

依靠着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的微光

如往常一样自习

突然的停电并没有打乱学霸们的学习节奏

黑暗中的教室如往常一样井然有序

学习的热情从来不会被轻易打断

学霸的好成绩也从来不是从天而降

有网友拍到清华大学的一幕↓

已经下课20多分钟了

但很多同学并没有离开

而是挤在老师讲台周围

和老师讨论上课时有争议的问题↓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北京大学↓

下课了不舍得离开教室

上课前二十分钟

很多教室也早就坐满了人

占的当然不是后排而是前几排↓

知乎博主 @陈思起 曾分享自己

在清华大学蹭课的一段经历：

食堂里，两个学生在吃饭时讨论一个实验

讨论到最后，索性餐盘一丢

拿出纸笔开始列方程

普通人的直播：吃播、美妆、游戏直播……

学霸：安安静静开个“学播”

他们大多来自等名校

和其他积极与观众互动的博主不同

这群“学播”的作品十分安静

po出一组学习目标后

就马上投入到

1小时甚至10小时的安静学习中

没有互动，不闲聊

仅仅记录博主的学习状态

你可能觉得7、8个小时

光看别人做题？这有什么意思？

但就是这些“单调”的视频

好像有一种魔力

不但不会让人觉得枯燥

还会隔着屏幕

被这群专注学习的学霸博主感染到

一名韩国博主正在“学播”

在评论区，无数来自全球各地的粉丝留言：

看他们学习做题真是一种视觉享受

有计划，还有方法，工作休息均衡

一整天安排得井井有序

如此勤奋，又如此懂学习

不成学霸都难啊！

看了这群博主的自习视频

小编也不禁感叹：

明明已经是名校之子，大家眼中的“天娃”了

竟然还这么努力

想要跟着博主一起努力、一起学习！

up主Tan yi，就读于耶鲁大学

除了日常学习的记录

她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学习干货

在“1.5 hrs study with me”中

她介绍了自己平时高效的学习方式

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循环3次

不让大脑处于长时间学习的高压之下

学习和休息合理结合，让学习更加高效

原来除了学习

还需要把学习安排得明明白白

年轻、优秀、聪明，还努力

……

原来，学霸都是这样炼成的

你看，所谓的命好，不过是努力的别称

正如《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那句话一样：

“当你全心全意想要什么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忙。”

本文综合自：新闻晨报、洞见等

编辑：陈雯

责任编辑：陈敏

4.生物界的“奥本海默”——精神分裂症视角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上）

文 | 追问nextquestion

摘要：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宗旨在于揭示人类疾病的遗传根源，并探索更为高效的治疗方法。精神分裂症之所以成为研究的焦点，一方面源于三位项目核心发起人的个人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家庭、领养和双胞胎研究所得出的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疾病的假设。研究者采取了多种方法进行深入探索，包括连锁分析、候选基因分析、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拷贝数变异、外显子组测序等，但并未成功识别出具体的致病基因。不过，研究发现了近300个与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变化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以及一些罕见变异，这些在少数个体中可能增加疾病风险。这些风险基因在多数疾病的临床表现中发挥作用，但单独存在时并不足以引发疾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质疑精神分裂症是否严格属于遗传疾病。从1996年起，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便开始把研究重点从临床转向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基础研究。因此，该机构三十年来在遗传学方面的投资，几乎未能为受影响的个体带来任何临床上的实用成果。现在，是重新审视NIMH的精神分裂症研究项目的时候了。

▷Torrey, E. Fuller. “Di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ffect research on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Research 333 (2024): 115691.

2000年6月26日，在克林顿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认为是当年科学界的一大盛事。总统预告了这项耗资30亿美元、对人类基因组首次全面调查的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曾形容它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最具意义的项目”（Kolata, 1993）。

他在发布会上进一步指出，这项成就相当于“人类首次窥见自己的说明书，这是以往唯有上帝所知的”（Venter, 2007, p. 314）。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则将其视为“人类十万年历史中的一个划时代时刻”（Venter, p. 315）。克林顿总统还将这项成就与伽利略的发现相提并论（Venter, p. 313），并承诺它将“革新大部分（甚至是所有）人类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式”（Collins, 2010）。

精神分裂症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特别关注的重大疾病之一。依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大约有400万美国成年人正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Mojtabai 2021）。2019年的数据估计，当时受影响的人数为390万，这一疾病在美国造成的年度经济负担高达973亿美元的直接成本及2519亿美元的间接成本，是最昂贵的疾病之一（Kadakia et al., 2022）。

01 引言：作为刺激因素的精神分裂症

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焦点几乎全在柯林斯和文特身上，他们十分好奇，克林顿总统是如何说服这两位科学家停止公开抨击彼此的研究，并宣布在人类基因组测序竞赛中达成平局的。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查尔斯·德里西（Charles DeLisi）在观众席上的安静身影。尽管其他科学家也曾提议测序人类基因组，但德里西是使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而关于精神分裂症在推动项目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是鲜为人知。

查尔斯·德里西于日本轰炸珍珠港后两天出生，成长于布朗克斯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与他的祖父母住在一个大家庭中，并在街上玩棍网球（DeLisi, 2022a）。作为一个地道的纽约人，他充分利用了这座城市提供的教育资源，从德威特·克林顿高中到纽约市立学院，最后是纽约大学。他对物理和历史都极为感兴趣，虽然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但在历史领域也有所建树。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德里西在耶鲁大学化学系进行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随后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三年，之后又在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了十年。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迅猛发展，吸引了众多生物和物理科学领域的年轻毕业生。他们热衷于继续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53年发现DNA结构的研究。

▷查尔斯·德里西。图源：charlesdelisi.com

尽管德里西的专业是物理学，他的研究兴趣却非常广泛。在耶鲁时期，他研究了DNA的物理特性；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他参与建立了最早的DNA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库之一。通过妻子琳恩（Lynn DeLisi），一名精神病学家，他对分子生物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琳恩是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一个研究单位的高级研究员，该单位由精神分裂症研究员理查德·怀亚特博士（Richard Wyatt）领导，由渴望使用新兴技术的年轻生物研究员组成，该单位旨在运用神经影像学、神经化学和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探寻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及更佳治疗方法。

琳恩坚信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遗传疾病，并从1985年开始研究有两位及以上确诊成员的家庭。这些家庭成了寻找致病基因的“黄金标准”（Schwab, 2022）。琳恩回忆说，她曾与查尔斯“频繁讨论DNA定位等问题”。查尔斯也提到，“琳恩的鼓励和热情，以及我们兴趣的不断交汇，成为了我职业生涯早期的积极动力”。

到1987年，琳恩已经鉴定出了首批精神分裂症家庭（这个数量后来增加到300多个），这是美国此类研究中最大的数据集之一。这其中包括加尔文家族，其12个孩子中有7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Homann et al., 2016），这个家族后来成为罗伯特·科尔克2020年畅销书《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庭的绝望与希望》（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的主题。

▷遗传学研究著名的加尔文家族。图源：《隐谷路》中文版

1985年春，查尔斯·德里西接到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有兴趣担任能源部（DOE）健康与环境研究项目的主任。深知这样的机会难得，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DOE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该机构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对日本原子弹幸存者的长期遗传后果的研究兴趣。

到了1985年，分子生物学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基因定位和测序方面。基因定位涉及到在人类的22对染色体及性染色体X和Y上确定大约20000多个基因的具体位置，每个染色体可以携带从300到3000个基因不等。而测序则是指明确任何给定基因中核苷酸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其总数大约达到30亿对。例如，亨廷顿病的单个致病基因在1983年被成功定位，而囊性纤维化的致病基因也在1989年被准确定位。与此同时，对病毒全基因组以及人类基因组的小片段进行测序的工作也在缓慢进行中。一些研究者甚至开始探讨映射和测序整个人类基因组的可能性。

为了深入研究日本原子弹幸存者的遗传后果，DOE在1985年组织了一个关于如何检测致病基因突变的研讨会。那个秋季，德里西和他的团队开始讨论发起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可能性。在此期间，他也在与妻子探讨测序人类基因组对鉴定导致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基因的重要性。

相对于其他更知名的同事，在华盛顿工作的经验让德里西在实现其目标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他首先评估了科研界对该想法的支持程度。为此，1986年3月，能源部在圣塔菲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邀请了四十多位顶尖的人类和分子遗传学家参加。虽然该计划得到了强烈支持，但关于如何执行却意见不一。成本预计高达30亿美元，最终实际成本接近27亿美元。接下来，德里西评估了能源部内部对此的支持，并在1986年5月6日向他的上级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及预算预测，标题为“一个重大新计划的提案：定位和测序人类基因组”。部门的反应是积极的。

凭借着在华盛顿十年的观察经验，德里西明白要推进他的计划，需要利用各种手段。对于任何需要新资金的联邦项目而言，白宫下属机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是一个大难关，再顺利的情况要迈过这一步也困难重重。在里根总统任内，OMB向所有联邦机构（除了国防部）明确表示，不会为新项目提供资金。幸运的是，负责能源部项目的OMB预算审核员和德里西一样有物理学背景，她成为了他计划的一个倡导者。

德里西意识到他还需要国会的强有力支持。幸运的是，负责监督能源部预算的关键参议院成员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皮特·多梅尼奇（Pete Domenici）参议员。作为预算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多梅尼奇是华盛顿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立刻看到了德里西计划对新墨西哥的潜在益处，因为那里设有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亚这两个能源部的实验室。

多梅尼奇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支持，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他的女儿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使得他的家庭对此极为关注。多梅尼奇的妻子南希（Nancy）被任命为国家心理卫生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监督NIMH的研究。多梅尼奇调动基金的个人影响力和他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关注，在NIMH众人皆知。因此，在1987年，NIMH发布了一份198页的《精神分裂症特别报告》（Shore 1987），随后在1988年又发布了一份100页的《国家心理卫生咨询委员会关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国家计划的报告》（Keith et al., 1988）。这两份报告均强调了遗传研究在理解这种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

1990年，在参议院就人类基因组计划预算举行的听证会上，多梅尼奇明确表示了他对这项研究的投入。虽然他通常支持预算紧缩，但他激情地反对哈佛大学的微生物学家伯纳德·戴维斯（Bernard Davis）关于削减该项目预算，后者认为这会从其他有价值的研究中抽走资金。“作为一个应当对联邦预算非常了解的人，我很少能看到一个足够激动人心的项目，让像我这样试图减少赤字的人还能保持热情。但我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个项目”（Cook-Deegan, 1994, p. 174）。几年后，多梅尼奇推荐查尔斯·德里西获得由比尔·克林顿总统颁发的总统公民勋章。

还有一个重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决定哪个联邦机构将负责该计划。直到1986年中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德里西或能源部的计划不怎么感兴趣，他们认为任何重要的健康项目自然应该属于NIH。当时的NIH院长詹姆斯·温加登私下嘲笑能源部测序人类基因组的企图，称其“就像是国家标准局提议建造B2轰炸机”（Venter, p. 105）。许多遗传学家也看不起德里西的提议，其中一位将其描述为“能源部为失业的炸弹制造者制定的计划”（Cook-Deegan, p.98）。

然而，到了1986年中期，当德里西的计划似乎正在取得进展时，NIH开始拉响警报。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寻求与德里西会面，亲自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沃森赞同德里西的计划方向，但坚持认为这样的大型项目应由NIH主导，并由他自己这样的经验丰富人士担任负责人。在华盛顿，当机构认为它们的领地受到侵犯时，他们的反应往往激烈如同发情季节的公羊，其冲突的声音超出波托马克河。

但这次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背后有着私下的谈判。正如罗伯特·库克-迪根在《基因战争》（The Gene Wars）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冲突得到了控制，没有演变成破坏性的不信任，也没有让NIH和能源部在国会面前直接对抗……如果战线被划定，基因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几乎肯定会被延迟或破坏（Cook-Deegan, p.105）。

到了1986年秋，一切准备就绪，高达30亿美元的预计成本也阻止不了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测序定位和测序工作启动。能源部成立了人类基因组办公室，并分配了4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来启动该项目。此外，它还为1988财政年度准备了1300万美元的预算请求。这一请求经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批后被纳入总统预算，并最终得到国会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从德里西及其团队开始探讨可能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到现在，仅仅过了一年时间。

1987年，纽约一所学术机构向查尔斯·德里西提供了一份吸引人的职位，他选择了接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能源部和NIH围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导权进行了低调的谈判，最终在1988年达成共识，由NIH主导该计划。因此，在1988年秋，NIH成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并邀请詹姆斯·沃森担任其负责人，初步设定了2001年作为完成人类基因组定位和测序的目标日期。

作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沃森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自然抱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同时，他也有着极其个人化的动机。1985年11月，当能源部正在制定项目的初步计划时，沃森15岁的儿子鲁弗斯（Rufus）曾试图在世界贸易中心顶部自杀，幸好这一行为被及时阻止（Aig, 1986）。随后，鲁弗斯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接受了六个月的精神病治疗。1986年5月，他从医院逃出后失踪数天。这一系列事件深深打击了沃森及其妻子。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沃森坦承，他接受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一职正是因为儿子的病情 ：“我很快意识到，他的问题源于他的基因。这驱使我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解码基因组，成了我理解我们儿子，并帮助他过上正常生活的唯一方法”（Isaacson, 2021, p.38–39）。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总结鲁弗斯病情对沃森影响时指出：

沃森的科学追求与个人生活紧密相连。对他而言，人类基因组项目不再只是一项学术探索；它变得私人而紧迫，几乎让他痴迷，坚信遗传学能够揭示人类生命的奥秘。正是天性，而非后天培养，塑造了鲁弗斯的今天（Isaacson, p. 38–39）。

因此，查尔斯·德里西、皮特·多梅尼奇和詹姆斯·沃森这三位关键人物在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诞生过程中，都因对精神分裂症的特殊关注而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1989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成立前会议合照，弗朗西斯·柯林斯与詹姆斯·沃森位列第一排。图源：pubmed

02 基因组的测序：精神分裂症的前景

对于那些特别关注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人员和患者家庭而言，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了一线希望。鉴于精神分裂症被普遍认为具有遗传因素，该项目的目标在于识别导致该病的基因，从而开辟治疗新方法的道路。虽然最初有研究者认为，类似于孟德尔遗传病，精神分裂症可能由某个单独的缺陷基因引起，但目前已知超过5000种的单基因疾病大多数影响的人数极少。其中亨廷顿病、囊性纤维化以及镰状细胞贫血是几种众所周知的单基因疾病，分别影响约15000名、30000名美国人以及10万名非洲裔美国人。

然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研究者现在相信，这种疾病不是由单一基因引起的，而是多个增加疾病风险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APOE基因就是所谓的风险基因之一，它并不直接导致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病，但会增加携带特定变异的人患病的风险。APOE基因有三种变体，其中e4变体因增加携带者患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而臭名昭著：单份e4变体的欧洲血统人群中，约有25%的人患病风险增加一倍以上，而携带两份e4变体的个体，则其患病可能性增加8到10倍。其他如BRCA1和BRCA2基因变异的携带者同样面临较高的乳腺癌和其他癌症的风险。这些大效应风险基因并不直接导致疾病，而是与其他一种或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早期遭遇了不少挑战。据报道，沃森把握了这个项目的方向，并”如巨人般笼罩整个项目”（Cook-Deegan, p.161）。沃森对于项目的管理有着明确的看法，但他并不以人际交往技巧著称。当贝纳丁·希利博士（Bernadine Healy）在1991年4月被任命为NIH院长时，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六年前，沃森曾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贬低希利博士（Cook-Deegan, p. 328）。而如今，希利博士成为了沃森的上级。

沃森与希利博士的合作仅维持了一年，直到1992年4月沃森辞职。他们能够共事这么久，主要归功于两人几乎不交流，并且沃森博士尽可能减少在华盛顿的停留，更多地留在长岛的实验室里。两人在诸多议题上意见不一，包括政府是否应对其DNA发现申请专利。

▷沃森（左）和希利（右）。图源：wikipedia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关于它能实现什么目标。鉴于其预计的高昂成本，国会也对此表示关注，并要求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进行评估。1988年的NRC报告强烈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认为它将极大地促进映射和测序导致许多疾病的基因的能力，并可能改善我们对癌症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还提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于理解一些更常见的多基因疾病，如高血压、精神分裂症、智力障碍和神经管缺陷，可能具有重要意义（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8）。可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于非单基因疾病的潜在益处在项目之初就得到了强调。

1990年，詹姆斯·沃森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我们DNA编码的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健康人类的功能，还能在化学层面上阐释遗传因素在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和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中的作用”（Watson, 1990）。考虑到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认识患有癌症、阿尔茨海默病或精神分裂症的人，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的疾病治疗新途径使得联邦政府的投资显得更具吸引力。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被任命为NIMH的负责人。当时年仅43岁的海曼已拥有来自剑桥、耶鲁和哈佛的学位，并完成了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以及为期五年的分子神经生物学研究生培训，这在当时的美国精神病学家中十分罕见。海曼之所以投身精神病学，是因为他在医学院时对与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严重抑郁症患者的交流很感兴趣，并对精神疾病的机制充满好奇，认为这一领域迫切需要新的科学方法（Hyman, 2018）。

▷史蒂文·海曼。图源：broadinstitute

海曼被招募到NIMH工作，这一决定出自当时的NIH院长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rmus）。瓦姆斯以其在癌症基因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了1989年的诺贝尔奖。对瓦姆斯而言，分子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代表了未来的方向。1995年，在国家科学院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研讨会上，瓦姆斯明确表示，如果不转向基因研究，那么那些坚持酶研究、MRI和CT研究以及PET扫描的人将会被时代淘汰，“你将成为恐龙”（Kolker, 2020, p. 252）。他还告诉海曼，NIMH状况混乱，其研究投资组合“过时且缺乏连贯性”，并强调海曼的任务是“去解决这一问题”（Hyman, 2018）。

瓦姆斯的评价是准确的——NIMH的研究投资组合确实存在混乱。它大部分被心理学家占据，他们偏重于研究人类的行为和认知而非精神疾病。1999年的一份批评报告揭示了该机构支持的一些研究项目，如“青少年浪漫关系及其发展”、为了理解音乐之所以审美愉悦所进行的“表达性微结构的感知与产出研究”，以及蓝鸟的“交配系统进化”研究（Torrey et al., 1999）。进一步的研究发现，NIMH资助了三十三项关于不同鸟类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十四项关于鸽子的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华尔街日报》的关注，并发表了题为《鸟脑》的批评文章（Torrey, 2004）。

继承了这一混乱的投资组合的史蒂文·海曼，努力与之保持距离。他公开表示对某些他“不高兴资助”的项目的不满，并承诺“继续淘汰那些有疑问和无关紧要的研究”（Holden, 1999）。取消这些旧研究项目为海曼释放了资金，使他能够投资于遗传学和其他分子研究领域的新项目。此外，他还资助了针对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和抑郁症的三项高调治疗研究。对于那些致力于改进精神疾病治疗的倡导者来说，海曼对这些临床研究的支持及其对无关研究的淘汰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通过重点关注分子研究，海曼从根本上转变了NIMH的研究方向，其影响直到几年后才逐渐显现。

在詹姆斯·沃森1992年辞去人类基因组计划主任一职后，领导位置出现空缺。海利博士说服弗朗西斯·柯林斯填补这一空缺，当时柯林斯是密歇根大学的内科和人类遗传学教授，积极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基因定位和测序工作。他的团队在1989年成功识别了囊性纤维化基因，以及次年识别了神经纤维瘤病基因，对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柯林斯不仅在专业领域享有崇高声望，还因在尼日利亚从事医疗传教工作而受到同事们的敬爱。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柯林斯持有极高的热情；在被任命为项目主任时，他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人类启动的最重要、最具意义的项目”（Kolata, 1993）。

柯林斯让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回到正轨，但他面临着众多科学和政治挑战，许多与克雷格·文特直接相关。文特在1984年加入美国NIH，作为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NINDS）的内部研究员。他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博士学位，并曾在越南战争中为美国海军服役。

▷弗朗西斯·柯林斯（左）和克雷格·文特（右）。图源：wikipedia

柯林斯和文特在个性和方法上有显著差异。柯林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出版了畅销书《上帝的语言：一位科学家呈现信仰的证据》（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而文特则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柯林斯能够与所有人建立友好关系，而文特似乎不太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柯林斯遵循沃森较为保守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方法，强调首先基因图谱定位，然后再进行测序，而文特则主张采取更激进的直接测序方法。柯林斯主张所有数据应立即公开，文特则愿意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某些数据，以促进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这种性格和方法上的混合预示着未来的挑战。

文特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和商业潜力日益感兴趣，尤其是在1989年项目启动后。他坚信，采用霰弹枪测序的方法，即先将DNA切割成小片段进行测序和重组，能够比沃森和其他项目领导人计划的更快、更准确地完成测序工作。通过结合使用特殊形式的DNA（称为互补DNA，或cDNA），文特逐步完善了这一方法。他试图在NIH的实验室内测试这一方法，却受到了资源限制的阻碍。他曾多次寻求詹姆斯·沃森的帮助，尽管沃森承诺提供支持，但最终未能兑现。

到了1992年，文特对于联邦政府表现出的拖延和缺乏想象力感到失望，并在沃森离开三个月后离开了NIH。如一份历史记录所述，文特离开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该机构既没有充分支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Cowan et al., 2002）。

到1992年，NIH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正稳步推进，逐渐吸引了风险投资家和生物技术企业家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克雷格·文特成功筹集资金并创立了基因组研究所，在那里他继续进行研究，并通过快速测序一种细菌的基因组，展示了他的霰弹枪测序方法的效率。当一种新型、更快速的测序设备问世时，该设备的开发者与文特达成合作，共同成立了赛莱拉基因组学（Celera Genomics）。这家公司计划测序人类基因组及其他生物的基因组，同时“对特定基因申请专利，并向制药及生物技术公司销售使用赛莱拉数据库和计算机筛查设施的权利”（Cowan et al., 2002）。

1998年，一场关于谁能首先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竞赛正式开启。一方是弗朗西斯·柯林斯领导的公共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国际合作伙伴，特别是英国的桑格研究所；另一方是克雷格·文特及其私人资助的赛莱拉基因组学，后者代表了众多渴望分享潜在利润的生物技术公司。双方均声称在这场“基因战”中占据上风，互相批评对方的成果。柯林斯批评文特的测序结果，认为它们不应该发表在正式的科学杂志上。文特则嘲笑柯林斯的项目耗资巨大，效率却远不及自己（Issackson, p.39）。随着争论越演越烈，一名记者指出：“人类基因组计划，原本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之一，如今却更像是一场泥潭摔跤”（Venter, p.298）。

到了1999年夏，这场战争的胜负已经变得明显。赛莱拉仅用四个月便完成了果蝇基因组1.2亿碱基对的测序，而人类基因组计划预计需要12到18个月来完成同样的任务（Cowan et al., 2002）。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进展迅速，但持续的公开争执对华尔街股市造成了负面影响。是时候寻求和解了，于是克林顿总统指示助手“让这些家伙共同工作”（Venter, p.301）。

柯林斯和文特随后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座联排别墅地下室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期间不乏披萨和啤酒（Issackson, p.40）。他们决定结束敌对状态，并与克林顿总统一同宣布人类基因组的完成。两人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各自被给予了10分钟的发言时间，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同时发表在一本领先的科学杂志上。

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柯林斯和文特与克林顿总统共同出现在照片中，每个人面带笑容，手持展示两人的《时代》杂志封面，其中文特略微站在柯林斯前面。查尔斯·德里西和詹姆斯·沃森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克林顿总统开场白中表示：“今天，我们正在解读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我们对生命的复杂性、美丽以及上帝最神圣、最奇妙的礼物的敬畏之情不断加深。”

柯林斯随后发言，也是归功于神：“我们得以窥见我们自身的说明书，这本书过去只有上帝知道”（Khullar, 2022）。文特在他的自传中表达了对当天事件的满意，除了那些提及上帝的言论：“我对自己作为四十亿年进化历程中自我复制的化学物质的想法感到更加敬畏，而非某位宇宙的钟表匠随意组装起来的观念”（Venter, p.313）。

尽管2000年新闻发布会上庆祝的人类基因组序列被称作“工作草稿”，覆盖了90%的基因组且含有许多错误，但这一成就仍然引发了关于其潜在益处的广泛预测。弗朗西斯·柯林斯向国会委员会表示，这标志着医学领域“真正的基因组时代的黎明”，使我们能够“理解遗传因素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并迅速将这种理解应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他预测，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有针对许多常见疾病的预测性遗传测试。”到2020年，“基于基因的定制药物可能会被用于治疗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将会经历一场变革”（Collins, 2003a）。

对于精神疾病而言，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的益处尤其显著。柯林斯表示，“基因组时代为所有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基于基因的研究将在新药开发中扮演核心角色……就像抗生素在20世纪革命性地改变了传染病的治疗一样，基因组研究准备在21世纪改革精神疾病的治疗”（Collins, 2003b）。

美国精神病学界的领袖们也加入了柯林斯，热烈欢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斯蒂芬·海曼，在2001年完成了作为NIMH院长的五年任期，表示他“确信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寻找到与大多数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针对常见精神疾病的高度选择性、安全、有效的新疗法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Cowan et al., 2002）。

托马斯·因塞尔（Thomas Insel）在2002年接任海曼成为NIMH院长，同样认为“这个承诺是巨大的……我们有机会在基因组时代彻底改变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方式”（Insel and Collins, 2003）。后来因塞尔承认在其任期内“大力投资于基因组学”（Barry, 2022）。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强调基因组时代将为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些成果将是如此丰富，不夸张地说，它将彻底改变这两个学科，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这通常是它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尽管这些目标往往没有被明确表达”（Cowan and Kandel, 2001）。

似乎，精神病学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真就如此吗？追问nextquestion将在下篇为你持续报道，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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