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养方式不会导致自闭症的发生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闭症？迄今为止，自闭症的具体病因在医学界还是一个谜，相关病因学理论曾一度泛滥。但现在可以明确地说，所有自闭症在出生之前业已注定，更多的是与遗传有关。
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之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提出“冰箱式母亲”病因说。他认定，父母是导致儿童患自闭症的根本原因，他用“冰箱式母亲”来描述自闭症儿童母亲的冷漠和情感的分裂，认为是父母与孩子不良的互动、不良的教养方式和糟糕的亲子关系导致了孩子的自闭症。
这种观点将父母当成自闭症的罪魁祸首，让本已身心俱疲的自闭症儿童父母还要忍受巨大的内疚、自责和痛苦的折磨。对父母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承担起养育自闭症孩子的重担，而是无比的内疚与自责让其备受煎熬。这也是自闭症诊断中最为残忍的一幕，医生告诉毫无准备的家长，是他们对孩子太冷漠导致孩子患上自闭症。可以说，这是自闭症认识史上最为悲哀与黑暗的一页。
在这种病因说的影响下，美国那时盛行的干预方式就是建立大量的自闭症家长学校和托养机构。家长学校负责辅导培训家长，让其学会如何给予孩子温暖和爱，如何与孩子进行良好互动，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与教养方式；自闭症儿童送入托养机构，由专业的人员与他们进行良好互动，给予他们更多的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检验，并未发现这些儿童的自闭症症状有所改变。
破除“冰箱式母亲”“父母是导致自闭症成因”观点的转折点是一位自闭症男孩的父亲伯纳德·瑞姆兰德。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儿子生下来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养育尚未开始，一抱就会大哭，尽管他给了这个儿子同样的爱与温暖也改变不了孩子的自闭症特质。因此，他认为这一病因说论点是错误的。
后来，伯纳德创办了自闭症儿童协会（现名美国自闭症协会），由自闭症儿童家长与专家组成，致力于传播自闭症知识、支持自闭症病因研究以及开发有效疗法，还为自闭症教育与研究寻求资金支持。该组织为走出“父母是导致自闭症成因”误区做出了各种努力，甚至参与并组织了小规模但极具象征意义的反抗游行活动。到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糟糕的亲子关系、不良的教养方式都不是自闭症的成因。
有人会说，早期关于自闭症病因的“冰箱式母亲”观点，更多关注的是典型自闭症（即中重度自闭症），但是自闭谱系中的高功能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成因，是否与不适当的亲子关系或教养方式有关？是否是不适当的抚养方式或儿童时期的身心创伤所致？一些父母认为，孩子的行为和能力的表现，或多或少地与其个性缺陷和父母的抚养技巧有关，或父母没有给予足够的爱，或因为某些创伤经历。
其实，已有研究明确表明，高功能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产生并非由于不适当的抚养方式或儿童时期的身心创伤所致，而是因为大脑内部特定结构和系统的丧失。
自闭症的发生是多种基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的，完全不是因为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引起的。有研究指出，家族中有自闭症的儿童发生自闭症的风险率是家族中没有自闭症儿童的18.6倍。自闭症儿童的兄弟姐妹有2%—7%患自闭症的可能性，患病风险提升了50—100倍。同卵双胞胎自闭症的共病率在60%到90%之间，异卵双胞胎的共病率在5%—10%。
如果采用比较严格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标准，在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父母中，大约有20%的父亲和5%的母亲也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如果采用比较宽松的诊断标准，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第一直系亲属中，有50%具有类似特征。如果考虑到直系或嫡系亲属关系，就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家族成员具有类似的特征。这足以说明自闭症的遗传性。
自闭症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所有糟糕的亲子关系、不良的教养方式、幼年的创伤性经历、接种疫苗等都不会引起自闭症。当然，自闭症的产生也与家庭经济地位无关。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三高”家庭或者精英家庭都不是导致自闭症的原因。只是这些家庭有更多的渠道和能力去为自己的孩子发声，因而容易获得更高的社会关注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2年04月0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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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德西韦中国临床试验结果遭泄漏？吉利徳公司回应
4月24日，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医学媒体STAT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意外”公布了一份关于“在中国武汉进行的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摘要。上述摘要显示，瑞德西韦中国试验表明该药物未能显著改善重症患者症状，未能防止重症患者死亡，未显示有显著抗病毒效果，甚至在一些患者身上还显现了副作用。
据SATS报道，由于原内容尚在经过同行评议，发布行为本身属于失误，所以目前该摘要已被世卫组织删除，但STATS已用屏幕截图形式将内容固定了下来。
截图内容显示，共有237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入组这起药物临床试验，瑞德西韦实验组有158例患者，对照组则有79例患者（对照组中有1例患者在接受任何研究治疗前退出）。实验数据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临床好转时间、28天死亡率这两个指标未显示统计学差异。截图内容还称，有65.2%的瑞德西韦实验组患者报告了不良事件。
红星新闻此前曾报道，吉利德公司称在全球范围内有7项有关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曹彬牵头于武汉进行的关于重症和轻中症患者的两项瑞德西韦药物临床试验就在其中。
世卫组织网站的屏幕截图
不过，4月16日，吉利德方面向红星新闻确认，由于入组人数低，由中国研究机构牵头的瑞德西韦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和轻中症患者的两项临床研究已提前终止。据第一财经4月16日报道，尽管瑞德西韦中国的临床试验宣布停止，但是重症组已经收集到有效数据，相关结果有望于近期公布。对于该说法，4月16日，红星新闻未从吉利德方面得到确认。
今日（4月24日），世卫组织发言人丹妮拉·巴格兹（Daniela Bagozzi）针对这份“意外”泄露的临床试验摘要解释说，“作者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一份草案，但该份草案却不经意间被发表在了网站上，世卫组织在发现错误后立即予以删除。该草案目前正在接受同行评审，我们正在等待最终版本，待到定稿后世卫组织将对此发表评论。”
4月24日，对于世卫组织网站意外泄漏尚在同行评议阶段的研究结果草案一事，红星新闻尝试联系上述临床试验牵头人曹彬教授，但截止发稿未获回复。
美国时间2020年4月23日，吉利德科学全球首席医疗官Merdad Parsey博士代表吉利徳公司针对此事发表声明称，研究人员并未许可公布结果。吉利徳方面认为，那篇泄露的草案包含了对研究的不恰当描述：由于入组率低，该研究被提前终止，因此它的数据不足以支撑有统计意义的结论。
Merdad Parsey博士表示，因此研究结果尚无定论，尽管数据趋势表明瑞姆昔韦具有潜在的益处，尤其是在疾病早期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据我们了解，现有数据已经提交给了同行评议发表，不久后大家将从这项研究中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Merdad Parsey博士强调，这项在中国进行的试验的结果，以及4月10日发表的对危重患者的同情用药队列研究的结果，为瑞德西韦提供了越来越多但仍非结论性的数据。“瑞德西韦是一种未经批准的在研药物，其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不明确。”
吉利徳方面透露，预期在4月底发布公司针对瑞德西韦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开放标签研究的结果。此外，五月底还可以获得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进行的瑞德西韦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数据。
据《知识分子》报道，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认为，新冠肺炎患者重症的原因主要不是病毒复制，而是诱发了全身性的免疫反应。所以，从作用机理上看，瑞德西韦可能对轻中症更为有效。德泰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李浩则表示，还没出院的重症几乎用的是生命维护性的治疗，更多要靠病人自身的免疫力。
药物研究者、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药物搜索中心主任刘文设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重症患者常伴随多器官衰竭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细胞炎症因子风暴导致，而细胞炎症因子风暴的产生其实也是由于人体内病毒载量过高，“新冠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的太快，人体内出现大量外源入侵物，机体产生炎症反应甚至细胞炎症因子风暴是必然的。抗病毒药物并不直接作用于症状本身，而是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将人体内病毒载量控制住，让免疫系统能够放慢脚步去识别病毒并寻找对应抗体，从而避免免疫系统进一步激活，反过来伤害人体器官。”红星新闻
3.《科学》：英国出现新冠变异毒株，免疫脆弱人群扮演重要角色
澎湃新闻记者 贺梨萍
当地时间12月23日，《科学》刊发长篇报道，聚焦引发欧洲混乱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B.1.1.7的进化之路。目前，学界的观点倾向于：该变异毒株是在一名免疫力脆弱者体内完成变异的。
《科学》提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应该格外关注免疫脆弱人群。他们可能是新冠病毒出现重大变异的关键。
这是因为免疫力脆弱人群可能为新冠病毒提供了进化谱系的机会。而新产生的谱系如果传播速度更快，更具致病性或没有相应的疫苗，那么这些慢性感染不仅对患者构成危险，而且还可能改变新冠大流行的进程。
病毒学家古普塔此前发现相似病例
《科学》报道称，2020年6月，剑桥大学的病毒学家古普塔（Ravindra Gupta）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新冠病人。这名癌症病人一个月前因新冠肺炎入院，而且住院期间病毒在持续脱落。该患者此前因淋巴癌复发而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这种药会耗尽他产生抗体的B细胞，这使他很难对抗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
古普塔研究过艾滋病抗药性问题，这让他对这一特殊新冠病例感到好奇，他试图治疗了这名患者。尽管被给予抗病毒药物瑞姆昔韦和并进行了两轮血浆治疗，8月份这名患者在确诊101天后还是死亡了。当古普塔研究这名患者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时，他发现病毒获得了一些突变，可能使它逃脱免疫。
现在，古普塔12月初在预印本网站medRxiv上发表的论文已成为各国研究人员试图了解B.1.1.7（在英国首次被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重要参考。这一新冠变异毒株比其他毒株传播得更快，它含有古普塔在那名癌症患者体内发现的一种突变。研究人员认为，新冠变异毒株B.1.1.7也可能起源于免疫力低下的长期患者。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主任、传染病科学家法拉（Jeremy Farrar）说，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合理的假设。
科学家们仍在设法弄清B.1.1.7变异毒株中的突变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B.1.1.7的出现导致英国政府加强了对新冠病毒的遏制措施，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
变异毒株B.1.1.7以及古普塔等人的研究，也给世界提出了一个醒：需要关注免疫系统脆弱人群在新冠大流中的潜在作用。如果他们为病毒提供了进化谱系的机会，而新产生的谱系传播速度更快，更具致病性或没有疫苗，那么这些慢性感染不仅对患者构成危险，而且还可能改变新冠大流行的进程。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这样演变，但传染病科学家法拉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医生在照顾此类患者时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直到对这些患者的治疗是在相当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像之前治疗患有耐药结核病患者一样。
研究人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接受化疗和类似情况治疗的癌症患者。 “例如，我们还不了解因艾滋病毒而免疫力低下的人，”法拉尔说。
三个关键位点的突变
B.1.1.7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因为它与英格兰肯特郡的疫情暴发有关，其病例增长曲线比正常情况更陡。基因序列显示，这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积累了许多突变，这些突变共同导致病毒蛋白发生17个位点的变化，其中8个发生在重要的刺突蛋白（S蛋白）中，其中有三个位点变化比较关键。
第一个是69-70del，这是古普塔在他的英国剑桥患者身上发现的一种基因缺失，该患者体内的新冠病毒似乎因为这一个点位的缺失逃避了免疫系统。它导致刺突蛋白中两个氨基酸的缺失。在实验室实验中，古普塔发现工程改造后携带这种缺失刺突蛋白的病毒具有两倍的感染力。
第二个是N501Y，这是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布鲁姆（Jesse Bloom）所发现的病毒突变，可以增加病毒蛋白与ACE2受体（这是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大门”）的结合程度。该突变也存在于501Y.V2中，这是南非研究人员在对三个沿海省份迅速暴发的疫情进行调查后发现的新冠病毒变体。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的病毒学家Tulio de Oliveira说，他们发现这一谱系似乎传播得更快了，他的工作首先使英国科学家意识到了N501Y的重要性。
第三个令人担忧的变异位点是P681H，它改变了必须剪切刺突蛋白才能进入人体细胞的位点。这也是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刺突细胞的不同的位点这一。柏林Charité大学医院的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说，这一位点上的突变和N501Y一样重要。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通常每个月只能获得1到2个位点上的突变。科学家们认为B.1.1.7的变异可能也是符合这一节奏的，它的变异也许不比其他谱系更快。科学家们认为，B.1.1.7可能产生在一名慢性感染患者体内，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并在感染的后期才对外传播了该毒株。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科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说，“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很少见，但这是有可能发生。犹他大学的病毒学家Stephen Goldstein表示同意：在正常的进化情况下，B.1.1.7累积的突变显然太多了。这表明B.1.1.7实在宿主体内进化了很长的时间。
正如古普塔的数据所示，免疫系统脆弱人群可能会给这种病毒累积变异的机会。12月3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的一篇论文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论文描述了波士顿一名免疫能力低下患者，在死前154天感染了新冠病毒。研究人员在其体内提取的毒株中发现了几个突变，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N501Y。该论文的作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汉纳格（William Hanage）表示，这表明在新冠病毒相对较短时间内、在单个患者体内就能发生相对较多的突变。
汉纳格说，在感染新冠病毒几天内就清除病毒的患者体内，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病毒累积大量突变。
现在的问题是：免疫力脆弱的慢性新冠患者体中产生的突变毒株，是否会令病毒更迅速地传播。在几年前发表的研究中，进化生物学家布鲁姆发现，免疫受损患者的流感病毒中的某些突变，后来在全球也产生了传播。布卢姆说，在免疫力低下的病人中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情况。
不过，布卢姆也表示：帮助病毒在患者体内比其他病毒更适应的方式，可能与让病毒更好地在患者之间传播的适应方式截然不同。
英国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起初对B.1.1.7毒株因突变更易传播这一结论，是持谨慎态度的。但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Müge Çevik说，新的新冠变异毒株正在迅速替代其他变异毒株。Drosten说，他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现在也变得更加确信了。
科学家正在讨论一种可能：该病毒与人体细胞上的ACE2受体结合的强度提高了，这使它比之前的新冠病毒能更好地感染儿童。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Müge Çevik说，但到目前为止，证据还不足。即使孩子占感染B.1.1.7毒株的人群比例更高，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场所已封闭但部分学校仍然开放，从而加速了该突变毒株在儿童中的传播。
Drosten说，另一个假设是P681H位点上的突变，可以帮助新冠病毒更好地感染上呼吸道细胞，这笔比感染肺等下呼吸道更容易地传播。
疫苗仍然有效，没必要惊慌失措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南非或英国谱系毒株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甚至逃避疫苗诱导的免疫？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理由这样认为。
美国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LJI)的Shane Crotty说，虽然一些突变已经被证明可以让病毒避开单克隆抗体，但疫苗和自然感染似乎都能产生针对病毒大部分片段的广泛免疫反应。他表示，“要想让病毒摆脱这种情况，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他以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病毒为例，这些从未学会逃避针对它们的疫苗，“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例子，表明我们不要惊慌失措。”
在当地时间12月22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BioNTech首席执行官Uğur Şahin指出，与他们公司的COVID-19疫苗中信使RNA编码的刺突蛋白的1270多个氨基酸相对比，英国变异毒株只有9个氨基酸不同。他说，“从科学上讲，这种疫苗的免疫反应很可能也能对付这种新病毒。”Şahin补充道，实验正在进行中，应该能在2021年的第一个星期确认结果。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进化病毒学家塞巴斯蒂安·卡尔维格纳克-斯宾塞(Sebastien Calvignac-Spencer)说，各国首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比如基于基因组监测和流行病学数据对英国实施封锁和旅行禁令。他说，“这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他预测，随着基因组监测的扩大，如何应对令人不安的病原体突变的问题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卡尔维格纳克-斯宾塞用天气预报来比喻这样的措施，人们很高兴他们为4级飓风做好了准备，即使预测结果是错误的，风暴也没有那么严重。“这有点类似，除了我们在基因监测方面的经验远不如天气预报。”
虽然B.1.1.7在英国的形势令人担忧，但传染病科学家法拉说，他同样担心另一种突变体在南非迅速传播，目前在英国的两名旅客中也发现了这种变异。它包括刺突蛋白处的两种进一步突变，K417N和E484K。这些可能会影响病毒与人类细胞的结合，也会影响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识别，法拉说，“我认为南非的这些变异比英国的变种更令人担忧。”
他补充道，南非的医院已经在苦苦挣扎。“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目前为止能够躲过大流行？答案集中在相对年轻的人口和气候上。”法拉称，也许只要传播更强一点，这些因素可能就完全无法阻挡大流行。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科霍夫来说，B.1.1.7的到来表明密切关注病毒进化是多么重要。她说，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测系统之一，“我担心的是：在我们没有测序能力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多少？”
她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加强测序等方面的努力。所有国家都应尽其所能，在未来几个月尽量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这种病毒传播得越多，它发生改变的机会就越大。”玛丽亚·范·科霍夫说，“我们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
责任编辑：李跃群
4.广州医科大学赖天文等发4篇NEJM质疑瑞德昔韦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
由于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病原体被鉴定为SARS-CoV-2。截至目前（5月17日），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70万例，死亡人数达31万。这些数字每天都会更新，而且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面对肆虐的疫情，全球医生和生物学家一直在全力寻找治疗COVID-19的药物，其中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备受关注。
2020年4月10日，Jonathan Grein等人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NEJM 在线发表题为“Compassionate Use of Remdesivir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来自全球各地的53名重症和危重患者在使用瑞德西韦治疗后，68%的患者症状缓解，尤其是需要接受机械通气的危重患者，瑞德西韦将死亡率从50%降低到了13%。
但是，在2020年5月15日，NEMJ 连发4篇文章，对于该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
广州医科大学赖天文等人指出：到本研究结束时，只有32例患者出院或死亡（分别为25例患者和7例患者）。因此，更合理的是死亡率为22％（32例患者中的7例），而不是报道的13％。为了进一步评估瑞德昔韦是否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应确定从疾病发作（即入院前）到死亡的时间。实际上，死亡率与某些风险因素相关，例如年龄，共存疾病和d-二聚体水平。因此，由于研究的局限性，应谨慎解释本文报道的死亡率。
意大利米兰人文大学Stefanos Bonovas等人指出：Kaplan–Meier分析显示临床改善的累积发生率为84％，此结果不正确。对本文图2中报告的患者水平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估计值要低得多（大约70％）。显然，作者错误地使用了死者死亡时的数据。这是一个严重的方法错误。
德国科隆大学Gerd Fätkenheuer等人指出：由于53名患者中有12名没有接受高水平的氧气支持，因此标题中的“重症Covid-19”似乎有些误导。由于样本量小，疾病严重程度的高变异性以及缺乏对照组，Gerd Fätkenheuer等人怀疑结果的普遍性。此外，估计有临床改善的患者比例虚高。
德国汉堡医学研究中心Christian Hoffmann指出：该研究评估了61名接受瑞德昔韦治疗的患者中53名的数据，他们观察到68％的患者病情好转，死亡率为13％。该死亡率似乎低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应该注意，在lopinavir–ritonavir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第14天，lopinavir–ritonavir组的临床改善患者的比例为45.5％，标准护理组为30.0％；如果在remdesivir研究中使用此标准，则在第14天接受remdesivir有临床改善的患者百分比将为49％。尽管人们迫切期待瑞德昔韦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但这些零散的数据可能会引起错误的期望。
最后，作者做出了答复：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研究规模小，缺少对照组，临床数据缺失（例如淋巴细胞，乳酸脱氢酶和d-二聚体水平）以及随访信息不完整。我们jis在本文中承认的这些限制源于此同情用药的使用程序的性质和紧迫性。实际上，由于这些限制，在进行中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之前，我们强烈建议谨慎解读数据。
由于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被认为是从动物传播的，病原体被鉴定为SARS-CoV-2。到2020年1月，怀疑最初受感染的患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感染了该病毒。自2020年1月以来，该病毒已迅速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国家。
由于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病原体被鉴定为SARS-CoV-2。截至目前（5月17日），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70万例，死亡人数达31万。这些数字每天都会更新，而且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
面对肆虐的疫情，全球医生和生物学家一直在全力寻找治疗COVID-19的药物，其中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被直译为“人民的希望”）备受关注。在2020年4月，Jonathan Grein等人显示来自全球各地的53名重症和危重患者在使用瑞德西韦治疗后，68%的患者症状缓解，尤其是需要接受机械通气的危重患者，瑞德西韦将死亡率从50%降低到了13%。
该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觉得瑞德昔韦是治疗新冠的救命药。但是，就在2020年5月15日，还是在同一个杂志NEJM，连发了4篇文章，质疑瑞德昔韦的功效及实验数据问题。
广州医科大学赖天文等人指出：在Grein及其同事的文章中，各国之间在住院和治疗程序等变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没有对照组，则不确定所观察到的临床改善是否归因于瑞德昔韦本身或其他药物治疗。还不清楚不良事件的高发生率（在60％的患者中）是否仅由瑞德昔韦引起。到本研究结束时，只有32例患者出院或死亡（分别为25例患者和7例患者）。因此，更合理的是死亡率为22％（32例患者中的7例），而不是报道的13％。为了进一步评估瑞德昔韦是否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应确定从疾病发作（即入院前）到死亡的时间。实际上，死亡率与某些风险因素相关，例如年龄，共存疾病和d-二聚体水平。因此，由于研究的局限性，应谨慎解释本文报道的死亡率。
意大利米兰人文大学Stefanos Bonovas等人指出：在为期18天的中位随访中，作者观察到53例患者中有36例（68％）的氧支持水平得到改善，而8例患者（15％）的病情恶化；Kaplan–Meier分析显示临床改善的累积发生率为84％。Stefanos Bonovas等人发现此结果不正确。对本文图2中报告的患者水平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估计值要低得多（大约70％）。显然，作者错误地使用了死者死亡时的数据。这是一个严重的方法错误。考虑到上述方法方面的问题，Stefanos Bonovas等人要求作者重新分析和报告瑞姆昔韦数据。
德国科隆大学Gerd Fätkenheuer等人指出：目前的数据表明，在涉及Covid-19患者的同情使用用药中使用瑞德昔韦。由于53名患者中有12名没有接受高水平的氧气支持，因此标题中的“重症Covid-19”似乎有些误导。由于样本量小，疾病严重程度的高变异性以及缺乏对照组，Gerd Fätkenheuer等人怀疑结果的普遍性。在53例患者中有7例（13％）死亡，另外10例患者在观察期末没有临床改善，但未提供治疗失败的定义。此外，Gerd Fätkenheuer等人对使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临床改善分析提出了质疑。显然，死亡被视为审查事件，而不是竞争风险。因此，估计有临床改善的患者比例虚高。
德国汉堡医学研究中心Christian Hoffmann指出：该研究评估了61名接受瑞德昔韦治疗的患者中53名的数据，他们观察到68％的患者病情好转，死亡率为13％。该死亡率似乎低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应该注意，在lopinavir–ritonavir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第14天，lopinavir–ritonavir组的临床改善患者的比例为45.5％，标准护理组为30.0％；如果在remdesivir研究中使用此标准，则在第14天接受remdesivir有临床改善的患者百分比将为49％。在最后一次随访中，至少有10名患者仍接受通气。尚无可预测疾病进展的措施，例如淋巴细胞计数和乳酸脱氢酶2水平。Grein等人的雷姆昔韦治疗的持续时间在他们的研究中并不统一。根据文章的图2，接受瑞德昔韦治疗少于10天的13例患者中只有3例出院。对于某些患者（患者31和32），治疗时间仍不清楚，患者43出院时病情恶化。尽管人们迫切期待瑞德昔韦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但这些零散的数据可能会引起错误的期望。
最后，Jonathan Grein回复了几位研究人员的质疑：几位研究人员强调了我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研究规模小，缺少对照组，临床数据缺失（例如淋巴细胞，乳酸脱氢酶和d-二聚体水平）以及随访信息不完整。我们在本文中承认的这些限制源于此同情用药的使用程序的性质和紧迫性。实际上，由于这些限制，在进行中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之前，我们强烈建议谨慎解读数据。 这个同情用药的使用计划的目标是使受Covid-19严重影响的患者能够获得潜在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患者正在等待一系列旨在阐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试验结果。
参考消息：
https://www.nejm.org/doi/pdf/10.1056/NEJMoa2007016?articleTools=true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c2015312?query=recirc_curatedRelated_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