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十年考古还原千年北庭故城
北庭故城的北门 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那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人员本来是要去新疆南疆进行考古发掘的，但因为汽车临时出现故障，不得已开行至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他们无意间听说那里挖土时发现了精美壁画，于是便急忙赶到现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这一刻定格在1979年6月的一天。
遗址情况迅速被上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79年7月中旬至10月底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80年7月中旬至9月底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是新疆首次由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大规模、规范化的科学考古发掘，也是新疆首次将回鹘佛寺考古作为唯一对象的重大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新疆回鹘佛教考古和回鹘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大幕。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高昌回鹘佛寺东部被当地人称为“破城子”的故城竟然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是中原王朝有效管控西域的见证。
北庭故城，就这样在40年的时间里，一点点被我们认识，许多历史谜团被一点点破解。
高昌回鹘佛寺的发现
当年发现高昌回鹘佛寺的地方，现在被称为西大寺。
从发掘的情况看，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规模巨大，遗址底周约250米，残高约14.50米，清理后遗址呈长方形，南北残长70.50米，宽43.80米。地面以上全部用土坯砌筑，地面以下为夯土台基，整个建筑分南北两个部分，南面为残高0.2米至0.4米的庭院、配殿、僧房、库房等建筑群，北面为正殿，其四周筑洞窟，两部分衔接成一个整体。
这座佛寺是高昌回鹘王国皇家寺院遗址，专供王室成员供养佛像之用。出土了大量回鹘时期的壁画及回鹘文题记，历史价值极高，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专家、学者及游人前来参观、考察。现存有“亦都护（高昌国王）”“长史”“公主”之像。
来到高昌回鹘佛寺，有两件宝物是不能不看的。
一个是105号配殿的《王者出行图》和供养人壁画。讲述的是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八王因争分舍利而展开战争，最后经过调解，八王均分舍利的过程。壁画色彩以红蓝绿为主，白色和褐色为辅，作画风格主要采用了铁线描、游丝描和兰叶描等线描的手法，人物面容和服饰着装都显现当地民族特征。在壁画的下半部有两个栩栩如生的大型人物画像，画像的左边用北宋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字竖直地记录着供养人的身份：回鹘王阿斯兰汗的依鼎公主及驸马。这也是西大寺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见证。在深深陷下去的北面正殿，发现一尊残高7米的菩萨像、“狮子王”阿斯兰汗全身贴金的壁画和三行回鹘文的题记。
另一个是203、204、205号洞龛的交脚菩萨像。这座既有中原审美特色又有西域舞蹈特点的塑像，两腿交叉，脚尖相对，活脱脱一个生活化、世俗化的菩萨。虽然头部已经损毁，但从残存的木胎泥塑的衣褶仍依稀可见昔日辉煌的影子。专家介绍，这种交脚菩萨像最早起源于印度。
如今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被南北跨度约97.5米、东西长65.3米、高24米的钢构展厅严密地包裹着。展厅门口，一个眉眼细工、面庞圆润、雕工细腻的复制比丘像站在乳白色的巨大莲花座上，迎接着八方游客。比丘头像是北庭故城附近农民于2006年在自家地里挖出来的，现在当属镇馆之宝。在这儿还出土了一枚正面铸有汉字“开元通宝”、背面铸着粟特文的钱币，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共居共荣、多种宗教并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是天山北麓唯一一处历经唐、宋、元时期的佛寺遗址，保存有大量的塑像、壁画以及汉文、回鹘文题记等文化瑰宝。一尊尊立体生动的佛像，一幅幅以红、赭、黄等为主色调，讲述不同故事的精美壁画，无不展现出回鹘风格的独有艺术魅力，也展现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在建筑、文化、绘画、佛教、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融。
高昌回鹘佛寺里的壁画 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北庭都护府遗址的多重惊喜
据两汉书，新旧唐书，以及《元史》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早在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这里为车师后部王庭所在地金满城，即北庭故城的前身。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讨平高昌后，其地设庭州，下辖金满、轮台、蒲类、西海四县。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在庭州设立北庭大都护府，并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划归其管辖，另将阿尔泰山西的燕然都护府及碎叶河附近的哥系、孤舒两都护府也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其管辖范围包括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西面则达到里海。
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西进灭辽，改称北庭故城为别失八里，并建立达鲁花赤（地方长官）。驻重兵于此。
明朝统一中原后，别失八里为蒙古察合台后裔的活动中心。永乐十年（公元1412午），其王马哈麻袭杀元主，建立别失八里国。后因内部争夺王位，互相残杀，将其中心迁至亦力八里（今伊犁河一带），从此，别失八里被改称为亦里巴里，北庭故城大约毁于此次战乱之中。
北庭故城是新疆北疆长期的政治、军事、宗教和交通的中心，并曾是西突厥的牙庭之一，是北庭回鹘的都城、高昌回鹘的陪都，地位极为重要。可以说北庭是中世纪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征服史最大影响源的核心区，在世界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北庭都护府遗址略呈长方形，现存遗址南北长1500米，城墙残高约7米，宽约5米，它是在汉代金满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是丝路北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出土有青铜剑、滴水、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印”、铜狮陶兽、开元通宝、莲纹砖等众多珍贵文物。
多年来，北庭都护府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但因为遗址周边发现的纸本文书很少，文字材料只有一些碑刻残片和回鹘时期佛教寺院的题记，这给揭开北庭的面纱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016年5月至11月，考古人员在北庭外城墙南门遗址发现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由此证明现有古城外城墙主体为唐代所建。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对北庭故城内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及一个佛寺近5450平方米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此次发掘的面积是北庭故城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一次，也是新疆考古历史上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
通过发掘内城门东侧城墙，确认有上马道；通过探沟，清理出内城北门外侧的护城壕。据此，考古人员初步证明这个城市的格局基本是唐代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2019年，考古人员继续对6号佛寺遗址和内城南墙进行发掘。通过发掘得知，北庭故城内城是唐代最早建设的庭州城，后来相继为北庭都护府、高昌回鹘夏都、元代宣慰司和元帅府的重要区域所在。
北庭学研究的兴起
唐代诗人岑参担任北庭节度使判官期间曾写下一首诗《北庭作》：“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而今，面对这座有着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的千年故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好历史的馈赠，在保护中不断探寻这座西域重镇背后的故事，还原一个真实的北庭。
2016年6月，北庭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它是目前新疆各地诸“学”研究院中成立最晚的一个，却是其中历史年代延续最长，涉及空间范围最广，对古代西域史、中亚史、西亚史和东欧史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同时又因为它与吐鲁番学内在联系的密切，两者在新疆诸“学”中是唯一相辅相成可构成姊妹学科的。
北庭学研究院院长郭旃表示，虽说北庭学研究院成立时间短，但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北庭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北庭学及与之相关的丝绸之路、东西方多元文化历史对话的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硕果累累，取得了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表示，北庭学的研究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开始的。与相关的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相比，北庭学有急起直追的感觉。北庭学的研究是以考古发掘为引导，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为理论基础来推进的。
对于北庭学的定位，最早参与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表示，用现代眼光和全新的学术视角，在过去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全方位梳理，系统研究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全面复原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历史、自然地理、人文、生态环境的面貌等。
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局长罗瑜介绍，身处北庭故城遗址，任何一个人仿佛都能穿越光阴，走在盛唐的北庭大地上，看那重城繁堞、驼铃声声，天蓝水清、草盛马壮，寺庙林立、壁画精美，各族人民共享和平繁荣的盛景。北庭故城印证了汉唐时期特别是唐王朝在新疆实行了有效统治，它对新疆的繁荣稳定及畅通古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则为新疆的民族发展、宗教演变过程提供了历史实证。
高昌回鹘佛寺已经坍塌，佛教在此早已不再盛行，但是曾经创造的文化却被很好地保存，这种文化隐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传承，割不开、剪不断。(记者 王瑟)
2.致敬！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名单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名单
“友谊勋章”获得者名单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 敏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申纪兰
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孙家栋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延年
李延年，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11月生，河北昌黎人，原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1945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20多次，是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战斗英雄。离休后，他初心不改、斗志不减、本色不变，积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充分展现了一名老革命军人、老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荣立特等功一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获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张富清
张富清，男，汉族，中共党员，1924年12月生，陕西洋县人，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凤支行原副行长。他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浴血疆场、视死如归，多次荣立战功。1955年，他转业后主动要求到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连儿女对他的赫赫战功都不知情。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战斗英雄”称号两次。
袁隆平
袁隆平，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
黄旭华
黄旭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屠呦呦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友谊勋章”获得者名单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男，1931年6月生，古巴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领袖，长期担任古巴党和政府重要职务。对华友好，积极促成古巴在拉美地区率先同新中国建交，是中古关系的重要奠基人、中拉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对华关系确立为古巴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并坚定致力于将古中友谊发扬光大，在重大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关键建设性力量，支持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1955年4月生，泰国籍，泰王国扎克里王朝王室主要成员。深受泰国民众爱戴。对华十分友好并怀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学、历史文化造诣深厚。已访华48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泰友好，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曾参加我国庆祝香港、澳门回归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在涉及中方重大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心系中国人民，在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男，1942年1月生，坦桑尼亚籍，坦桑尼亚前总理、前外长，坦中友协会长。非洲知名外交家，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秘书长。对华怀有深厚友好感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为巩固和促进中坦、中非友好合作、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杰出贡献，并与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高度赞赏我国发展成就，始终主张中非应不断加强友好交流合作，支持中国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重要作用。曾多次访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有关活动。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1935年2月生，俄罗斯籍，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57年参与创建苏中友协，1960年进入苏联对外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并赴苏联（俄罗斯）驻华使馆工作，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推动中苏（俄）民间外交作出杰出贡献。现年84岁，仍坚持工作在中俄民间交往第一线。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一书，用大量详实的图文资料真实记录了两国人民7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曾获“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和全国对外友协“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让—皮埃尔·拉法兰
让—皮埃尔·拉法兰，男，1948年8月生，法国籍，法国前总理、法国政府中国事务特别代表。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拥有重要国际影响力，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和中法全方位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享有较高声誉。曾作为法国总理在非典期间坚持如期访华，给予中国人民极大政治和情感支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曾作为法国总统代表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积极为法国、欧洲各界客观认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建言献策。发挥“中国通”优势，利用各种场合和平台宣介中国，增进中法友谊，与夫人合著《中国的启示》一书并在我国出版。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为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奔走努力。
伊莎白·柯鲁克
伊莎白·柯鲁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重重封锁来到边区，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 漪
“人民教育家”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卫兴华
“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王 蒙
“人民艺术家”
王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文教
“人民楷模”
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他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印尼回到祖国，曾多次获得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双打冠军。退役后先后执教福建羽毛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982、1986、1988、1990年汤姆斯杯团体赛冠军，涌现出56个世界单项冠军。荣获国际羽联“终身成就奖”。
王有德
“人民楷模”
王有德，男，回族，中共党员，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启民
“人民楷模”
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他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敢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技术突破了国内外认为不能开采的禁区。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继才
“人民楷模”
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年4月生，2018年7月去世，江苏灌云人，江苏省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燕尾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1986年开始，他和妻子奉命守卫开山岛，三十二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为国戍海，自己动手修缮营房、建设哨所，坚持每天巡海岛、护航标、写日志，坚决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 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国防和海防事业。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艾热提·马木提
“人民英雄”
艾热提·马木提，男，维吾尔族，中共党员，1969年10月生，2016年9月去世，新疆皮山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从警27年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发挥反恐处突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事事冲锋在前，带领公安干警成功侦破一系列案件。2016年9月在搜捕公安部A级逃犯时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铮铮誓言。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布茹玛汗·毛勒朵
“人民楷模”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乌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她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五十多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最少要走20公里山路，在她守护的山口，创造出无一例人畜越境事件的守边业绩。她积极宣传爱国护边工作，在边境线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这些“中国石”成为当地护边守边、彰显爱国情怀的象征。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叶培建
“人民科学家”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申亮亮
“人民英雄”
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8月生，2016年6月去世，河南温县人，原65307部队70分队班长。他从军报国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训练刻苦，熟练掌握连属主战装备，精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
“人民楷模”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退伍后用自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富裕村。他身残志坚，用残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
“人民英雄”
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生，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1965年“八六”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钢铁战士”。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李保国
“人民楷模”
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2月生，2016年4月去世，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道豫
“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
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和处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
“人民科学家”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张 超
“人民英雄”
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8月生，2016年4月去世，湖南岳阳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2015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2016年4月，执行任务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被追授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模。
南仁东
“人民科学家”
南仁东，男，满族，群众，1945年2月生，2017年9月去世，吉林辽源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 怡
“人民艺术家”
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
“人民楷模”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 地
“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就西藏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顾方舟
“人民科学家”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高铭暄
“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
“人民楷模”
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退休后，继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
“人民艺术家”
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重要贡献。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
“人民科学家”
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18年8月生，2018年11月去世，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来源:人民日报)
3.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上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次声明，保留李光耀故居是父亲李光耀的决定，“我身不由己。”实际上，有关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的争论已延续几年。在2015年李光耀去世后，李显龙主张保留故居，其弟弟妹妹李玮玲和李显扬主张拆除故居，以免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李玮玲和李显扬认为，李显龙保留故居是借李光耀的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但李显龙称，其儿子对政治并无兴趣，而且认为所谓“借李光耀的光环”是可悲的。
李光耀故居之争在表面上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反映出新加坡所面临的不平等挑战。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普通居民能够负担得起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一切堪称奇迹。但是，这一“社会契约”越发遭到贫富分化和相对剥夺感的挑战。英国记者尼古拉斯·沃尔顿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他在《寻迹狮城》中写出了新加坡的奇迹之处以及其将面临的挑战。沃尔顿认为，新加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其独立以来的五十年更轻松。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新加坡社会将如何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寻迹狮城》，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焦静姝 译）
摘编 | 徐悦东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著，焦静姝 译，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
新加坡公民生活的三大“社会契约”：交通、食品和住房
就在尼尔街（Neil Street）将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交会的地方，我路过吉祥红龟粿（Ji Xiang Confectionery）。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红加奶油色的巨大组屋的底层，门面也就比墙上的洞大一些。但别看它其貌不扬，其实声名远扬。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种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发亮并带有图案的黏嘴小甜点。新加坡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选购一份被精美装盘的礼盒，其中传统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头味和咸豆沙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简直就是为了塞牙而设计的。但排队购买的新加坡人络绎不绝。这种食品就像一个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为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与口味和广大新加坡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围绕该岛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的：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和高高耸立的HDB组屋。由于该国的居民忙于发财致富，他们期望生活的这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负担得起。
但这一社会契约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坚实了。矛盾的是，随着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却开始有相对不富裕的感觉。一捆捆1000新元的钞票也无法阻止全球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冲上她的热带海滩。这一讨论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为该岛相当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国家建立在明确的精英主义基础上。
而一连串关于金融巨头炫耀财富的报道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2017年4月，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盖瑞·林曾被指控嘲讽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富状况，当时司机拒绝了他抛出的1000 新元的钞票。“你看看，谁叫我这么有钱，我也没办法啊，”他在视频里说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出租车司机吗？因为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林的餐厅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友一连串的愤怒攻击。盖瑞·林为了适当地表示懊悔，也为了缓解局面，让自己的餐厅为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饮食。1
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级富豪的粗鲁行为。它还涉及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尽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富裕，但这三个方面恰恰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从交通说起。捷运系统运行良好，公共汽车也都准时运营。当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个有遮蔽的步道为你阻挡倾盆大雨，直到你的组屋或鲜货市场门前。而且交通费用很便宜。与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连出租车的费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许会抱怨捷运列车的机械故障妨碍了列车的平稳运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伦敦足以塑造人个性的公共交通对抗过，更别说在高峰时段在雅加达或曼谷出行了。尽管当地人会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确实廉价且高效。像Grab或者优步（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又让打车出行变得更加便宜。
新加坡。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示赞赏。倒霉的英国人安东·凯西（Anton Casey）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公共汽车对于他儿子来说太脏太乱了，而且他很讨厌有些出租车司机的特有习惯。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没有接受凯西先生有建设性的批评，反而将他驱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这不公平吗？公平得很。
安东·凯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个银行家，而且引用一个金融业同行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的话说，还是一个“白痴”。他和他的儿子之所以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为他的保时捷暂时上不了路。他把一张公交车的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加了一个标题：“爸爸，你的车去哪儿了，这些穷人都是谁？”他抱怨说，他不得不下车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恶臭”。他将一位出租车师傅称为“智障人士”。随着他奢华而自鸣得意的生活细节逐渐被曝光——包括他与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他匆忙乘坐飞机（经济舱）逃往澳大利亚。尽管他低声下气地向受辱者及公众道歉，仍然无法平息众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对银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热爱金融、对贸易开放的新加坡。尤其是当这个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那种煽动者可能画出的漫画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
安东·凯西的行为让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条巨大而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横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数人和拥有私家车辆的少数人之间。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辆中型汽车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卖到24000美元，但在新加坡要卖到90000美元。当你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或者法拉利经过时——在新加坡的某些区域豪车相当常见——你大概可以推测出车主为此花费了上百万甚至更多。
外籍银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有钱有势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样，怀着对同胞的同情之情照旧开着自己的迈凯伦（MclLarens）和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s）飞驰而过。而公众最大的愤怒则朝向该地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超级富豪。民众的愤怒情绪被2012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点燃。在罗彻路（Rochor Road）附近的红灯路口，一辆法拉利599GTO以每小时178公里的速度侧面撞上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妇女，连同肇事的跑车司机马驰，当场丧命。新加坡的汽车所有权制度建立在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的基础上。事实上，拥车证是为期10年的汽车驾驶执照，可以随着车辆的出售进行转让。当一辆车车龄达到3年，那它的执照就只剩7年，而车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10年之后，执照过期，不管车有多花哨多昂贵，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后它会被运到其他地方出售。10年期的拥车证每年都会进行拍卖，而价格也一路飙升。早在2009年1月，B组车（1600cc或者97kw 以上的车辆）的拥车证价值200新元，到2017年11月8日，同类拥车证的价格涨至57414新元。2017年的金额与2013年1月的峰值（96210新元）相比，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一方面，拥车证控制了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数量。这里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绝对不会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城市那样，路上尾气熏天、摩托车劫匪频繁出没。TomTom导航仪公司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雅加达位列世界最拥挤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则位列第55名。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代步车，对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车的拥有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块玻璃天花板。用新加坡英语来说，这叫“可望而不可即”。新加坡的交通服务当然很优质，但当大众高尔夫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代表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奢侈品时，难免会让人产生挫败感。
社会契约的下一个支柱是食物。鲜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处。你可以用纸巾占个座位，对着海南鸡饭、菜头粿或是一盆营养丰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颐，吃完后还有一个70 多岁的服务员来收盘子——他想在退休之后明智地存些钱，而所有这些劳动也就能赚几个零钱。除此之外，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 新元；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 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 新元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这样的价格让现实扭曲，让游客惊讶。诚然，这样的招待标准可能会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对饮食的期待，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标准，与一个典型的当地公民能负担起的标准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契约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约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里（通常拥有时长99年的租约），而少数富人喜欢类似高档度假村的私人别墅，这些别墅拥有无边游泳池以及像“皇家角”和“纳西姆摄政王”这样的名字。华彬汉美登顶级公寓可以将崭新的兰博基尼通过电梯运到你位于15层的公寓里，让坐在客厅里的客人，以及楼下171路公交车上的可怜“穷鬼”们都看到。翠城新景是由31栋、每栋6层高的住宅楼组成的乐高丛林：实话说，与其说它是相互连接的格局，不如说它就是一堆摞起来的积木，但那都是小细节。无论如何，这座令人瞩目的巨大建筑群于2015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的年度最佳建筑大奖，它的风格和它获得的名望可是一个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新加坡组屋。
私有房产的业主们不但可以住在梦幻般的建筑里，享有网红度假豪宅，还能因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获得巨额收益。新加坡安全港湾的地位让亚洲其他地区的热钱像潮水般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治没有那么牢靠，而货币的波动像季风一样。那些有幸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了几百万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时捷和法拉利经销商的口袋里）。HDB组屋的价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赁者却被挡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边。
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这与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正活在梦中。历经50年，这里从一个丛林密布的后殖民地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年的数据，新加坡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三名，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领先于文莱、挪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这个国家没有从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氢化合物，也没有为那些从人民手中窃取财产的盗贼们提供零税收的便利。一个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经济保障和物质财富，远远超出他父母辈的想象。在这里真正的贫困是很罕见的。
然而这个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愤怒。因为大众所能期待的物质水准和无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边的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水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反复强调自己的教育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众多高级职位却由外籍人士和在国外镀过金的本地人占据，这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买不起的汽车、公寓和餐厅服务。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还与世代更迭有关。对于建国一代而言，工作、财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心里，黏在他们方寸大的屏幕前，从没有面对过与上一代相同的困难。因此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新加坡已是连续第四次入选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这样的调查结果通常会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并传达出官方对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认态度。2014年在国会就预算案辩论时，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明确指出，下列消费属于外籍人士的特有开支：“进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剧院里的最佳四连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并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满足于公共交通、小贩中心和HDB组屋。但我不确定这个信息在公民中的反响达到了尚达曼的预期。
如今不但在社会契约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作为新加坡社会基石的精英主义管理机制也开始受到质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产出，”李光耀曾说，“区别就在于，你如何挑选国民，如何训练、组织并最终管理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家里，没有无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没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级有钱的亚洲人，研究也证实了一种印象，即新加坡社会只有在某个不可渗透的社会顶层之下，阶层才是流动的。新加坡虽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顶尖大学读书的人，更愿意和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亲近。上层人士的特权不断被他们所处的社交圈强化，而上层以外的人则感觉受到了排斥。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国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对流动性和精英管理做出过公开承诺。一项调查表明，60%的年轻人考虑移居国外以寻求工作机会，并使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生活开支。
在李光耀去世后的几年中，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插曲加剧了人们对新加坡精英主义文化的担忧。这段插曲以李光耀遗嘱中的一项条款为中心，表现为李氏家族的不睦。遗嘱规定，家宅必须在李光耀死后拆除。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隐私考虑，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赞赏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后围绕自己形成个人崇拜。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他们这位前领袖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鲜有街道或雕像纪念他。李光耀也许是一位伟人，但他的家族不应该因此沾光。
李光耀故居。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爱的（尽管是被腐蚀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欧思礼路的黄金地段，那里曾经是一片种植园。（报纸估计，这块地皮如今价值超过2000 万新元。）2017 年，关于这处房产的处理问题以一种颇为轰动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李显龙总理的弟弟和妹妹联合发表声明，称自己的胞兄“将自己对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欲望与李光耀的遗产牢牢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试图违背父亲拆除家宅的遗愿（李光耀年迈后一直照顾他的女儿李玮玲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们还称，李显龙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王朝，并表示“不管是以兄长还是领袖的身份，我们都不信任显龙”。而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面前则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自己的儿子对政治没有兴趣，并开玩笑说，如果他在13 年的总理生涯后还需要通过一座房子来借用父亲的“光环”，“我也太可悲了”。
不管这些声明和总理的反驳是否属实，这场内讧能在公众面前展开本来就已非同小可。这件事情随后主要通过Facebook的帖子形式继续发酵，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新加坡政治权力与利益无涉以及精英化本质的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再相信新加坡社会中政治权力与利益无关，并且保有精英化本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阶级的合法性。
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正在对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新加坡人发泄不满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越来越大，无论这些人是外籍专家、家政工人还是亚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说，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乱哄哄的（你试着坐一下174 路公交车，该车往返于武吉知马和菲律宾人周日的多功能会面场所幸运商业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个阶层——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间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人为先党（Singfirst）的网站（口号是“公平社会、强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沦为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这是在明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政策将新加坡变成了财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而且这一政策还使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指责罗列出的事项还没有结束：一方面，税率旨在扶植外来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另一方面，压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此外，国民服役的要求对新加坡本国男子不利。它宣称，新加坡如今亟须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与“跨国公司和外国劳工”分离开来。与此同时，成功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人数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拥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请条件中要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对申请资格做出评判的评委会由当地人组成，2016 年76% 的申请被拒，而在2009年申请失败的比例仅为30%。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民日益增长的不安定感引发了戏剧性的后果。在2011 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在五个选区中只赢得3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2012年和2013年的补选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无疑称得上一场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许林珠（Gillian Koh）的话来说，新加坡正演变为一个“赢家和输家”的社会，这种模式下的政治就体现为“人们对于现行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被削弱，因为人们认为是体制造就了他们” 。
如何解决新加坡的外劳问题？
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提供咨询，并将经费拨给低收入人群。这一分析思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谋而合，大家都意识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称为“老街坊”。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按照所谓“公平考量框架”的规定，该举措旨在“加强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2016年人力部部长林瑞生说，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双管齐下。首先，因为没有做出适当的努力，强化企业就业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100家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这其中20%的企业后来对用人政策进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业仍然处于林先生的严格观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在人力资本运作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企业，将受到政府优待。
而单纯从逸事和个人层面出发，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发现，不管他们的资历有多优秀，也不管他们所在的行业本地优秀人才多么缺乏，他们都被排斥在了有关职位的竞争范围之外。每当我们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训练开始之前更衣的时候，我那些来自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朋友都会大声抱怨，自己在招聘时不得不跨越了怎样的重重障碍。然后他们会沮丧地摇摇头，说这些公司在浪费了两到三个月的珍贵时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人才。
与此同时，从量化的层面出发，岛上的非公民数量经过多年的增长后，突然开始发生逆转。1970年，新加坡外籍劳工的数量占到全岛人口的3.2%；2010年，这个比例则是34.7%。2008 年，外来人口的数量达到每月19万人，涨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数则只增长了1%。尽管这一年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来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增长率通常在两位数），直到2012年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为止。外来人口的增长率就此开始稳步下降。到2017年，人数大幅减少，达2.7万人。
被削减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称，新加坡签证的通过率近年大幅降低了。2017年该协会主席R. 钱德拉什卡称，当前受雇于新加坡的印度技术人员不到1万人；而过去几乎每年都要发放1 万份工作许可证。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对于IT员工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仅2016 年第四季度，针对该项技能的招聘启事数量就增长了30%。
尽管在其他国家，也不难找出针对移民的类似政策，但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一人数规模的下降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限制绿卡的发放，但美国本土仍有大量可以使用的内部资源。随着脱欧进程不断推进，有些人也许会谴责英国在欧盟的移民问题上和自己过不去。但尽管如此，英国境内仍有6000 万人口和多元化的经济。但新加坡就不是这样了，别忘了，它是漂浮在全球化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如果需要船员来修理船帆或者补充航海技能，她未必能在本土居民中找得到这样的人。新加坡的奇迹显然离不开跨国公司和国际高技能流动人才。政府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国民利益、国民感情（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新时代，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之间找到平衡点。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假装自己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大。确实，它的劳动力市场腹地延伸到了几个同心圆以外，超越了它的国界：第一个同心圆囊括了来自马来西亚边境新山市（Johor Bahru）的日常通勤者；第二个同心圆囊括了特别是巴淡岛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国内工业低成本的延伸。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外籍家政工人，以及来自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体力劳动者。印度等地还会输送高级技工，从事新加坡人如今很回避的重工业一类的工作。最后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专家，处在技能链的顶端。
新加坡的外籍劳工。
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当前的平衡状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高度集权的政府用有形的手加以引导。高技能的外籍专家，以及雇用这些人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一直处在新加坡经济价值链上游最顶端的位置，因此对这一部分人口数量加以限制，必然会对新加坡高端经济的维持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而在劳动力技能的另一端，对外籍家政工人数量的限制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对于新加坡家庭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琳达·林（Linda Lim）指出的，经济学规划师们需要校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以确保激励机制不会偏向外国劳工。
这其中包括建筑业，（由于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该行业内的工作）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并造成该行业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产率的状态。此外，由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太容易，国家从未设立专门照顾老年人的服务部门。马凯硕教授也认为，轻松就能获取的外来劳动力对新加坡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加剧了社会压力。“这就像一种鸦片，”他对我说，“你引入外来劳工，然后外来劳工轻而易举就增加了你的国民生产总值。但这也造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你想早上搭乘火车，却发现捷运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在努力保护本国移民工人的权利。2016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宣布，他希望为印尼的外籍家政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训、资格认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和住宿条件，提高他们的待遇标准。不用说，他也希望在新加坡务工的125000名印尼籍的家政工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菲律宾政府也明确表示，新加坡需保障菲律宾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少数新加坡人用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家中的帮佣，这些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
2017年3月，林俊宏 和钟瑞凤因虐待40岁的菲律宾家佣赛尔玛而入狱。在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给她吃白面包和方便面。在逃到移民避难所之前，赛尔玛的体重从49公斤掉到了公斤。而另一个案例则是一名中介向一个可能的雇主抱怨说，某个特定的外籍家政工人很难找到工作，原因是她坚持要求每月休假两天。“她是来工作还是来度假的？”中介如是说。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每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而有些家庭的墙上就悬挂着十字架和其他象征基督信仰的标志。
达士岭组屋：新加坡对不平等现象的反击？
就在吉祥红龟粿的对面，穿过广东民路，有一片在公共政策实验下诞生的有趣建筑直耸云霄。七座布满斑点窗户的建筑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像一块大概50 层楼高的多米诺骨牌，建筑与建筑之间由两座灌木丛生的天桥连接。总的来说，在一块不超过两个足球场面积的地皮上，这一建筑群构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共住宅建筑。达士岭组屋 内有1858套豪华公寓、数千可移动的轻质混凝土墙体，还被赋予了新加坡政府满满的希望。达士岭组屋项目是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反击行动之一，旨在向新加坡公民展示，公共住房也可以令人神往。任何人只需购买一日通票，就能乘坐电梯到达50层的高空天桥，尽情欣赏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的瑰丽景色（桥的另一半则供楼内居民使用）。正如新加坡其他地方，这里的天桥也不仅仅是一条步道，而是一座真正的花园，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样的标识：禁止露营和赌博。天桥边缘有两层围栏将人们挡在一组轨道后面，用于架设玻璃清洁装置和防止高空晕眩。
达士岭组屋。
2010 年8 月，李显龙总理在达士岭组屋的55 层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国庆献词。恰如其分的是，在献词中李显龙总理强调了政府的目标是“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他还提到国民关于移民问题的“合理忧虑”，谈起完善服务，包括更有设计感的HDB组屋。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它能冲破那层阻隔在85%的居住在公共住房内的人和一小群富豪之间的玻璃天花板。这一点确实令人钦佩。但事实上，这一项目却无意中强化了一种认识，即一部分新加坡人可以像买彩票中大将一样得到不公平的奖励。
在达士岭组屋刚建成的时候，有5000人缴纳了10新元的申请费用希望得到其中一套住房。中了头彩的人在头五年里不允许进行房屋买卖，但五年过后，很多人从交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也许正反映出，这个如此优质和重要的楼盘，其初始售价低得多么不切实际。2004年，5套新出售的公寓售价在345100新元到439400新元之间。2016年，其中一套公寓的售价达到112万新元，这创造了HDB组屋交易史上的记录。在此之前，至少有10套达士岭组屋的公寓售价达到了7位数。事实上一个房地产分析网站在2015年就指出，从达士岭组屋获取一套公寓的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大奖。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很难用以强调新加坡社会天生具有公平性。
达士岭组屋是政府美化社会契约的起点，如今整个新加坡都在按照国民不断变化的期待改头换面。比如位于小岛北部的榜鹅地区。这里被重新开发成为热带度假胜地，北岸海湾 这样的时髦HDB组屋与旁边全设施配套的宝家轩（ATreasure Trove）这样的私宅比也毫不逊色。双子瀑布以“新式的行政公寓”为卖点，其宣介称，在“风情无限的榜鹅海滨”，“每天早上醒来，眼前都是一个热带天堂”。还有一个以狂野西部为主题的榜鹅牧场，混凝土小屋被涂成马车的样子，前面有一个用假草皮填成的马的雕像。你也可以到疾驰马厩（Gallop Stables）骑马，玩一种叫“足球高尔夫”的游戏。
如果你肚子饿了，可以前往螃蟹之家或梁吉签名（Leong Ji Signatures）就餐，只需路过两个浑浊的绿色水滴形池塘——里面的乌龟仰头望着天，喘息着。居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海边的木板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没几十米就停下来调节一下手机里音乐的音量。在榜鹅海滩（Punggol Beach），曾有几百名华人在日占期间的肃清行动中被杀害，如今这里被奇异的圆石头覆盖着。
而离榜鹅海岸不远，位于柔佛海峡中间的实龙岗岛如今被重新命名为科尼岛（Coney Island）。新加坡政府非常慎重地尝试更新社会契约，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求，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习惯于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这背后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只是买彩票中大奖的达士岭组屋住户才能实现Instagram 上的豪宅梦：每个人都能享受度假村式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恼怒者还是自满者。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李世辉
4.《小凤用车分享》关于唐DM-i售后，你可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1）
Hello，我是小凤。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经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几乎可以说是每户至少一辆。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买车只是第1步，售后才是用车最长情的陪伴。我接下来就把自己买车以后和售后打交道的那些感受和心理活动跟大家进行分享。
我打算把售后的问题写成一个系列，也欢迎大家对于售后的一些问题和顾虑在留言区进行交流和提问，我会挑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在下一篇进行回答，可能不专业，但是至少可以供你参考。
今天跟大家分享售后的第1个问题，选择哪家店？
第1种是异地用车选店的问题，第2种是当地用车选店的问题。
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在哪家4S店提车就长期在哪家店进行售后维护。而且也会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觉得我在哪家店买的车就要去哪家店进行维护，去别家店可能他们不帮我维护或者维护的不好，等等的顾虑。比如我2016年在西安购买了第1辆唐之后就长期在云南用车，第1次在云南店进行保养之前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总觉得没有在他们店里买车，人也不熟，就这样去做售后，他们会不会帮我弄？弄的效果怎么样？反正顾虑很多，心理活动特别强烈。这可能也是很多异地用车或者喜欢自驾游和自驾出差的车主会有的顾虑，因为我们可能涉及到异地保养，异地维修，异地售后等等的问题。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比亚迪的售后是全国统一标准的（当然这个标准是厂家规定的，可能有些店会做的不到位，也有一部分标准在有些店里会水土不服以至于显得不那么人性化），也就是说只要是比亚迪授权的店铺，无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你进店都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如果你觉得在哪一个店铺遇到了不公平或者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你可以打厂家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投诉。比如我从云南自驾游到新疆，在新疆刚好需要对车辆进行保养，那我就查询一下新疆离我最近的比亚迪授权4S店去进行保养就可以了。
对于长期在一个固定地方的用车的用户选择哪家店，那么我建议你把你附近的店都尝试去一遍，然后对比一下他们的服务，技术各方面，最后综合选定长期光顾的店就可以了。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比亚迪的车型是分网销售的，分为海洋网（也就是原来的E网）和王朝网，售后也是分网进行维护的，如果你是海洋网的车型去王朝网，可能王朝网没有权限对你进行维修，因为他们没有对应的PDA或者程序甚至是配件等等。目前海洋网的车型包括e1，e2，e3，宋plus和宋plus-DM-i，以后上市的军舰系列和海洋动物系列应该也在海洋网里，除了海洋网之外的车型都在王朝网进行售后。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比亚迪授权4S店。
第1种方法就是打厂家的售后服务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哪里，你的车型是哪一款，要去干什么，他们会把你附近的店都推给你。
第2种方法是在你所在的位置打开高德或者百度地图，点击附近，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比亚迪4S店
”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一个你想去的就可以。（一般搜索结果也会有王朝网还是海洋网的提示）
第3种情况就是在比亚迪汽车APP或者比亚迪汽车小程序当中选择服务，然后网点查询，在结果中选择导航就可以。
以上不管哪一种方式，希望你在选定以后都能打电话到店进行最后的确认，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选择了售后服务店以后，你还有什么顾虑或者还有什么想问的，欢迎评论区留言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