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倪梁康
内容提要：胡塞尔晚年与他的同乡、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在巴黎和弗赖堡相遇相识，开启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章节。在思想上，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和欧洲危机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年青的帕托契卡。在生活上，他们两人都处在二战前后的世界动荡局面中，并以各自的方式最终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总体上看，他们都是不问政治的纯粹哲学家，但政治最终赶上了他们。他们二人始终都是观念力量的信奉者，而且也是观念力量的牺牲者。他们也因此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有一位他的捷克同乡进入他的生活与思想圈中，成为他的学生，这人就是扬?帕托契卡(Jan Pato ka，1907-1977)。帕托契卡的父亲是一位古代语言学家。因而尽管帕托契卡是在布拉格的一所实科中学里接受的实用学科的教育，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中学不需要学习古代语言；但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很早便具备了扎实的古希腊知识。此后在布拉格大学学习时，帕托契卡的大学哲学老师是捷克哲学家柯萨科(Jan Blahoslav Koz k)。后者是批判的实在论者，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塞里克(Tommá Garrigue Masaryk)的学生。
世界真小！在与帕托契卡相遇的五十多年前，即在帕托契卡出生的三十多年前，胡塞尔于莱比锡大学注册学习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哲学期间便认识了当时也在此学习的马塞里克，确切地说是在1876年莱比锡的哲学学会上相识的。马塞里克此后成为胡塞尔青年时期的哲学引路人和精神引领者：胡塞尔不仅在马塞里克的影响下终身以哲学为业，而且在宗教上也受其影响而从犹太教(摩西教)转信了基督教(耶稣教)。此外，马塞里克的老师是布伦塔诺。正是在马塞里克的建议和推荐下，胡塞尔也成为布伦塔诺的学生。就此而论，胡塞尔的确有理由将马塞里克称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第一个在我心中唤起了对世界与生活的伦理理解的人”①。
当然，胡塞尔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他也是胡塞尔与马塞里克的共同老师。他们所共同延续和发展的一个哲学传统可以称为维也纳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条从鲍尔查诺到布伦塔诺、胡塞尔、马塞里克、维特根斯坦直至帕托契卡的思想发展线索来体现的②。
帕托契卡是1929年在巴黎初见胡塞尔的。那时这位只有22岁的布拉格大学学生获得一笔奖学金，正在巴黎学习，而胡塞尔恰好在此期间应邀到巴黎大学讲演。于是帕托契卡“带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胡塞尔的巴黎讲座，“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③，因为这个讲座的文本就是后来得到深化和扩展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书稿的最初底本。
通过胡塞尔的学生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和古尔维齐(Aron Gurwitsch，1901-1973)的介绍，帕托契卡在巴黎结识了胡塞尔。胡塞尔似乎当即便邀请他去弗赖堡学习④，尽管胡塞尔此时已退休并将讲席传给了海德格尔。1930年，帕托契卡从巴黎回到布拉格，并在那里于一年后递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明见性的概念以及它对意向活动学的意义》⑤。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篇用捷克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一直存放在布拉格大学的图书馆中，始终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被翻译为任何其他文字，而且关于它的论述也寥寥无几，其原因尚不得而知。仅从它的论题来看，这应当是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论文。
帕托契卡在完成博士考试后没有在大学找到工作，因而他最初是在布拉格的文科中学里担任哲学教授，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现象学哲学以及捷克哲学的思考。1933年夏季学期，他获得了一份洪堡奖学金，借此而能够赴德国的柏林和弗莱堡进行访问和学习。他在柏林随尼古拉·哈特曼学习并在那里亲历了德国政局的重大变化。随后他来到弗赖堡，名义上随海德格尔学习，但主要关注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当这位26岁的青年来到弗赖堡，出现在74岁的老人面前时，胡塞尔已经将纳粹政权给他带来的“最初的失望和屈辱”⑥抛在身后，能够“带着最令人感动的友善来接待”他的同胞帕托契卡：“啊，终于有这一天！我已经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一位同胞来到我这里——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⑦
同样是在这次访问学习中，帕托契卡结识了胡塞尔当时的私人助手欧根?芬克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见到当时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一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⑧。帕托契卡后来曾回忆这段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经历，并且记录下胡塞尔当时在面对充满敌意和战争气息的欧洲时局以及由国际学生构成的周边环境时所说的话：“我还记得，他[胡塞尔]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⑨
这里表现出的民族、欧洲与世界之间的强烈张力后来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中一再地被讨论和论述⑩。它是胡塞尔在面对欧洲两次大战之间的危机时对哲学观念一方面与自然的生活世界观点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观点的相关性问题上的思考的流露。这种超越性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某种在政治、伦理、法权、社会方面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普遍性之可能。胡塞尔在一次大战期间便曾面对过这个问题，但看起来他并未能够通过他的政治实践而得出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11)。在面临纳粹政权的残酷现实与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可能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这次他是从生活世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进行观念史的思考和反省。
关于这个时期的胡塞尔以及他的工作，英加尔登曾在回忆他1935年最后一次去弗赖堡拜访胡塞尔时说：“让·海林晚上到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到胡塞尔。海林在那段时间去看过他多次，并且赞叹他的好状态，他的坚定性，以及他对科学研究的不懈的奉献。胡塞尔在此最后的岁月里作为人和作为哲学家变得更加伟大了。他坚信，他的哲学终有一天会拯救人类。他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吗？”(12)
在此期间，随着德国情况的变化，捷克以及布拉格大学1933年后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埃米尔?乌悌茨(13)因其犹太血统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教职，返回他的母校布拉格德语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关于乌悌茨，帕托契卡回忆说：“他视野开阔，对于精神可能性的嗅觉极其敏锐，而且是一流的组织者。这位以前的布伦塔诺学生并不理解超越论，因此他也就更为强调在胡塞尔那里的具体分析，并且拟订了一个将布拉格建成一个现象学研究中心的计划。”(14)乌悌茨与帕托契卡的老师柯萨科一同在此方向上努力。1934年，“布拉格哲学社团”成立。乌悌茨担任学会的德语主席，柯萨科担任捷克语主席，帕托契卡成为新成立的哲学社团的捷克语秘书，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兰德格雷贝担任社团的德语秘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个社团逐渐建立起与国际现象学运动的联系并产生影响。
这年的圣诞节，帕托契卡收到胡塞尔的邀请，再赴弗赖堡拜访胡塞尔和芬克。他此次的德国之行负有两个重要的使命：其一是找到某种方式来保存胡塞尔的大量手稿，以免它们被纳粹毁灭，例如通过将速记体文稿誊写成打字稿来安置它们，或将它们部分地挪放到布拉格；其二是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做一次旅行讲演，借此宣布他的最新思想和研究成果。这两项计划都受到胡塞尔本人的全力支持，究其原因，应如帕托契卡所说，胡塞尔对其殚精竭虑的科学研究之命运的担忧由来已久，这种担忧原初可能与现象学内部海德格尔学派占据上风的状况相关联(15)。此外还要加上1933年之后由政治所引发的忧虑，这些忧虑的确是有充分根据的。胡塞尔在他的国家是一个“内部流放者”，并且不能指望任何来自公共方面的公开支持。布拉格学会、捷克斯洛伐克在此情况下虽然不是非常强大的联盟者，但却是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指望的黑暗中的一束亮光。“将一个伟大的哲学使命、也是人类的使命感受为一种始终活跃的工作冲动，同时不得不为此工作去期待一个被丢入海中的瓶子的命运，这是贯穿在多年间的持续担忧。”(16)
最终这两项计划都以出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其一是胡塞尔的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连同他在那里所做的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讲演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工出版的两篇“危机”长文，其二是由兰德格雷贝整理编辑和由胡塞尔本人审定的《经验与判断》的著作的发表(17)。《危机》与《经验与判断》这两部著述的思路在一个关节点上相交并汇合：生活世界。正是由于这两项工作的完成，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谈论一门“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而这门学说的产生，无疑与帕托契卡、兰德格雷贝和布拉格哲学社团的努力密切相关(18)。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形成，通常首先被视作胡塞尔的维也纳之行的直接结果，但阐述“危机”思想的最早起因实际上更多与布拉格有关。首先可以确定一点：1934年在帕托契卡去弗赖堡实施上述计划之前，胡塞尔便于1934年8月应这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大会主席莱德(Emanuel Rádl)的邀请而起草和回复了一封长信。它后来于1989年被收入《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七卷《文章与讲演(1922-1937)》(S.184-221)发表。全集编者为它所加的标题为《论当前的哲学任务》，胡塞尔自己则将它称作“布拉格书信”或“布拉格文章”(19)。它的一个部分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由帕托契卡宣读。按帕托契卡的说法，“其中暗示了现象学的世界使命——显然是对‘危机’问题域的一个预先说明”(20)。这个说法所依据的是胡塞尔自己在1934年9月13日致帕托契卡的信：“我现在透彻地思考了[布拉格论文的]副本，并且不久会在做相应的深化(必要的扩展)的同时将它们加工成一个进入现象学的历史入口。”(Hua Brief.Ⅳ，S.427)帕托契卡事实上对胡塞尔从“布拉格书信”到“危机”论文的整个思想进展最为熟悉，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胡塞尔的两个助手兰德格雷贝和芬克。胡塞尔本人至迟从1934年9月起便在与帕托契卡的通信中连续报告他对“布拉格书信”或“论文”的深化和扩展工作的进程，直至1937年3月将他发表在贝尔格莱德的《哲学》期刊上的“危机”论文第一篇的抽印本寄给帕托契卡(cf.Chronik，S.451，460，473，476，478，485)。正因为此，在“危机”论文发表之后，帕托契卡可以撰写出第一篇关于“危机”文章的评论，首先对胡塞尔的思考做出回应并进行传布(21)。
此外还可以再留意一点：胡塞尔关于“危机”问题的公开讲座本来计划先去布拉格，再到维也纳。只是由于布拉格方面因故推迟，胡塞尔才于1935年5月先赴维也纳讲演，而后于11月再赴布拉格讲演。而这个调整的直接结果就是：虽然布拉格讲演比维也纳讲演滞后，但也因此而“更为深刻和更为原本”。
最后的这个表述出自帕托契卡对他曾亲自聆听过的胡塞尔后期三个异国演讲(巴黎、维也纳、布拉格)所做的一个十分言简意赅的比照和刻画：“这是[布拉格哲学]学会的活动与存在的顶峰。伟大的思想家来到这里，就像此前在维也纳，就一个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域进行讲演，但在这里要更为深刻和更为原本，因为在这里首次将所有问题都建基于被跳过的生活世界问题上：人们看到在尽管成就斐然却仍然爆发的科学危机背后的理性危机和人类危机，人们看到几百年来日趋深化的启蒙危机，要想克服这个危机，就不能回避理性，而是必须达到一个尚未预料到的理性和科学的阶段。它与巴黎讲演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论述的是一个在新构建的思想之纯粹苍穹中的设想，而在这里则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人们回返，它将哲学家的信息传达给处在极度危险中的人类。”(22)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帕托契卡的这个说法——“在这里首次将所有问题都建基于被跳过的生活世界问题上”。他本人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从胡塞尔那里获得了对当前哲学问题的重要启示，并就此论题撰写了自己的任教资格论文《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
帕托契卡在其1936年的任教资格论文《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中已经专注于对生活世界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并成为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做出诠释和发展的既是首个也是首要的思想家(23)。如比梅尔所说，在这部著述中“处在核心位置的是对生活世界的分析，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已经预先认识到胡塞尔在其‘危机’著作中所阐述或要求的生活世界问题”(24)。现象学运动随之而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并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胡塞尔的催促之下(25)，帕托契卡的任教资格论文首先于1936年以捷克文在布拉格出版，时间恰好处在胡塞尔两篇“危机”文章在贝尔格莱德的流亡刊物《哲学》上的刊发期间。它的法文版、德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1976年、1990年和2016年先后出版(26)。
1937年8月，帕托契卡赴巴黎参加第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在返程途中绕道弗赖堡再次拜访胡塞尔，未料此次访问会成为他与胡塞尔的诀别：“在我滞留的最后一天，当我打电话去时，我听到马尔维娜太太说，胡塞尔在浴室滑倒了，并且受伤严重。我不能再像约定的那样去看望他。这就是那个发展成致命的肋膜炎的事故，他未能从这个肋膜炎中再得到恢复。”(27)
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在医院卧病六个多月之后与世长辞。同年5月13日，帕托契卡和兰德格雷贝在“布拉格哲学社团”为胡塞尔去世发表了各自的纪念讲话。两篇演讲文字后来在该社团的著述系列中出版，文后还刊登了兰德格雷贝编辑的胡塞尔遗著《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的出版预告(28)。这两篇文字与欧根?芬克同年4月29日在胡塞尔墓前的致辞一起，成为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里关于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少数几篇重要讣告和悼词(29)。
帕托契卡在纪念讲话中将胡塞尔视作观念的力量的信奉者和牺牲者：“尽管在世界的全部负担上感受到所有的痛苦，在世界之中仍然有一个非人形的天意的闪烁之光从深处穿透出来，这是最终理想的目标设定之天意，正是这些目标设定构成了对一个漫长向往的奖励。”(30)
步胡塞尔之后尘，帕托契卡本人也成为这种观念力量的信奉者，并在四十年后也成为它的牺牲者。
胡塞尔去世近一年后，他的遗著《经验与判断》(31)在布拉格学院出版书局得以刊印，但未及发行。它是“布拉格哲学社团著述”系列的第二辑，而第一辑就是前述帕托契卡和兰德格雷贝的两篇纪念胡塞尔的讲话。与贝尔格莱德的流亡杂志《哲学》一样，这家书局也是一家流亡出版社，由一位从德国流亡到布拉格的犹太出版商创立。当兰德格雷贝于1939年从出版商那里拿到《经验与判断》的第一本样书时，德军的坦克已经开进了布拉格城区(32)。帕托契卡回忆说：“而后除了少数几册之外，它们都被没收和销毁。战后我还能够为兰德格雷贝提供一册样本用于重印。”(33)
帕托契卡在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曾在布拉格大学哲学系担任了三年的无薪讲师。1939年德国入侵之后，所有捷克高校都遭到了关闭。在此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帕托契卡继续在布拉格的各个文科中学中任教，直至1944年。
在德国占领期间，帕托契卡仍然在思考胡塞尔的“敌人”与“超越一切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强调捷克精神史与德国精神史的联结，另一方面又突出捷克思想的自立性，同时坚信捷克精神的欧洲使命在于为东、西欧提供中介。”(34)根据耿宁的回忆，帕托契卡始终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属于西欧而非东欧(35)。他的这些思考在当时引起许多批评。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在文科中学的教授职位，作为隧道工人而被拉入全面战争中。
二战结束后，帕托契卡在捷克的高校重建中重回布拉格大学，继续作为无薪讲师开始他的教学工作，开设关于古代哲学和黑格尔的讲座。在此期间他也开始关注和讨论当时在德国和法国盛行的生存主义(Existenzialismus)思潮的论题。他曾一度有希望得到布尔诺大学教育系的哲学正教授职位，但最终未果。因为在1947年苏联和美国进入冷战状态之后，继许多东欧国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执政也于1948年结束，在思想领域中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也被中止，帕托契卡作为亲西方的学者无法再被聘任，甚至在1950年他还不得不离开布拉格大学。
帕托契卡此后首先在马塞里克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而后图书馆关闭，他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靠一些翻译工作和教授补习课程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36)。此后由于帕托契卡在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Comenius)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学院教育学研究所聘请参与夸美纽斯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并在此期间撰写和发表了关于夸美纽斯的一些研究文章。他论证了夸美纽斯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37)。夸美纽斯对帕托契卡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对待西方国家的政策有所松动，其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联系也逐渐恢复。1964年，帕托契卡将他那些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的和历史的研究论著结集，以《亚里士多德：他的先驱和他的遗产》为题(38)，作为第二篇任教资格论文提交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学院，并于1967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科学博士。
通过兰德格雷贝、梵·布雷达等人提供的帮助，帕托契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能够应邀到东西欧各地的大学参观访问并担任多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此期间也曾到梵·布雷达主持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兰德格雷贝主持的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芬克主持的弗赖堡大学胡塞尔文库访问参观。当时(1965年)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工作的博士生耿宁因此而认识了帕托契卡，二人开始了一段忘年之交。在其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耿宁写道：“在胡塞尔所有重要的学生中，我感觉我与扬·帕托契卡关系最密切。他是一位出色的独立思想家、伟大的胡塞尔哲学学者，也是黑格尔哲学学者，由于研究和翻译作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的黑格尔，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下还有可能在科学院里进行哲学活动。不过，帕托契卡的为人给我留下更为深刻印象的是，尽管他在哲学上的伟大，或者毋宁说，恰恰因为他在哲学上的伟大，他格外谦逊。”(39)在回到布拉格之后，帕托契卡在1965年7月16日和1970年1月30日期间与耿宁有通信往来，共致函八封和明信片一封，一共24张手写页面。耿宁曾委托笔者将其中四封信转交给布拉格的帕托契卡文献馆，并将另外四封信与一张明信片转交给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
1968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政治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68年进行的改革)。在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改革失败，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行“正常体制”，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西方思想影响。随后有大量的难民涌向西欧，其中包括许多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这年帕托契卡在布拉格大学终于获得了一个正教授的位置，但四年之后(1972年)他便过早地被强制退休了。按照利科的统计，在获得任教资格后的三十四年里，他只有八年时间被允许公开授课(40)。帕托契卡没有选择离开祖国，而是留在布拉格继续在自己的住宅内教授各种哲学课程。他的听众中常常有手工艺者、锅炉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哲学教授或哲学学生，在后来的政治清洗中被迫离开自己的精神文化岗位，以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41)。听众中还有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的第一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
在此期间，虽然帕托契卡已如胡塞尔晚年不能在祖国发表著述一样，也无法在捷克出版自己的作品，但他仍然在西欧，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发表了诸多著述和文章，其中的一本《哲学史的异端散论》“在七十年代早期以十二个抄本的方式散布开来，此后成为东欧最有影响的哲学作品之一”(42)。利科认为：“在《哲学史的异端散论》最后几页上的‘震惊者们的团结’之动机更接近于夸美纽斯所提供的绝望的慰藉，而非海德格尔的面对死亡的决断和尼采在虚无主义时代中对超人的寻找。”(43)
与此同时他的任教资格论文的法文版《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于1976年出版。他也曾计划对他的《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进行加工，主要是关于语言的第八章，同时关注雅各布森在结构语言学方面的贡献(44)。他于1976年已经在鲁汶大学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他讨论雅各布森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文章(45)。1976年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出版了帕托契卡六十五诞辰的纪念文集《人的世界——哲学的世界》(46)。帕托契卡在纪念文集的卷首发表了他的胡塞尔回忆(47)。1976年和1977年是帕托契卡的丰收年头，他在国外思想界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他在国内所受的监视和限制也越来越明显。
除了晚年两人都不能在国内发表著述之外，帕托契卡与胡塞尔晚年遭遇的另一个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后来都被禁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胡塞尔于1937年被禁止去巴黎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哲学大会(cf.Chronik，S.486)，而帕托契卡在最后几年里也被禁止出国参加会议和领取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
1977年发生了帕托契卡参与的“七七宪章”运动。拜瑞?斯密思曾对帕托契卡与“七七宪章”的关系做过如下的勾勒：“帕托契卡是‘七七宪章’的主要作者。他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三位主要发言人之一，这个宪章本身是一个细微工作和非政治之政治的典型事例(对损害人权的特殊的个别案例的艰苦审核，同时并不带有任何宏大口号或意识形态立场)。”(48)“宪章”在1977年1月3日被公之于众。是年3月，帕托契卡与荷兰外交部长有一次会面。接下来的情况可以参考耿宁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977年3月3日，帕托契卡被警察拘禁审问长达10个小时。由此也妨碍了帕托契卡受邀参加西德大使馆在布拉格的一次招待会。在这10个小时之后，他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必须送医院。他短暂地休息片刻，写下了他最后的文章《我们能够从〈七七宪章〉那里期待什么》。1977年3月11日，他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两天后溘然长逝，享年69岁。”(49)
也许因为谙熟希腊人“人的习性就是他的命运”之真谛，胡塞尔似乎很早就预料到帕托契卡的生命结局。早在1933年9月7日，芬克便在致帕托契卡的信中转达过胡塞尔对帕托契卡的印象：“他坚信在您身上发现了绝对的认识意志，它也许是一个反生活的怪物，但它却是哲学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本质。”(50)
瓦尔特?比梅尔在为帕托契卡所撰悼词中写道：“扬·帕托契卡是欧洲人的一个重要形象，他的生与死是一种经验，欧洲文明可以在此经验上检验它自己的生活意义。现象学哲学因他的去世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51)
最后还要指出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在各自经历的政治遭遇方面的第三个相似之处：为了避免遭受毁灭的命运，他们的手稿或其副本都在他们去世后被带到国外安置起来。胡塞尔的手稿被带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哲学研究所存放，帕托契卡的文稿和他的地下出版物则被带到维也纳的人学研究所存放。在1989年前出版了四卷本的德文《帕托契卡文集》(52)，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捷克文的《帕托契卡全集》(SSJP)(53)。
按照未曾见过胡塞尔本人而是仅仅根据其著作来判断的保罗·利科的说法，胡塞尔的思维是“非政治的”，“他受的教育、他的爱好、他的职业以及他对科学严格性的偏好都决定了他的非政治”(54)。
这也是作为胡塞尔亲炙弟子的帕托契卡对其导师的第一印象和总体印象。还在巴黎第一次见到胡塞尔时，帕托契卡就将他视作“一位哲学家，他不做报告，不做评论，而是坐在他自己的工作间里，就好像他是独自一人，并且在与他的问题搏斗，全然不去关心世界与众人”(55)。
第二次在弗赖堡见到胡塞尔和芬克，这种感觉依然强烈。帕托契卡回忆说：“一个大学生很少会将尊敬的老师看作一个有烦恼、有苦痛、有人的困境的人。两位哲学家[胡塞尔与芬克]当时所过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关心那时在围绕着他们周围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压抑政治现实。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他们生活得更为敬业，并且他们当时给了我第一个范例：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盛开。”(56)
这种“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的生活”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作“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Hua Brief.Ⅳ，S.409)。不过胡塞尔也曾一度脱离开这种生活，“坠入一种教授激情”(57)，例如在一次大战期间。笔者此前曾撰文讨论过胡塞尔的这段历史，并指出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反省和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个擅长反思的哲学家，胡塞尔在战后不久也很快开始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所感、所思与所为做出认真的反省。看起来通过这个反省而得出的最重要结果就在于，胡塞尔最终要求自己：满足于将哲学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当作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并彻底放弃在提供政治建议和发挥政治影响方面的哲学实践的意图。”(58)与此相应，在1919年9月4日给学生阿诺德?梅茨格的信中，胡塞尔写道：“我没有受到召唤去做追求‘极乐生活’(59)的人类的领袖——我在战争年代的苦难冲动中不得不认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守护神告诫了我。我会完全有意识地并且决然而然地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Hua Brief.Ⅳ，S.409)
帕托契卡所认识的胡塞尔，正是一次大战后“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和“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生活的胡塞尔。胡塞尔在这个方面不仅给帕托契卡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也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帕托契卡说：“当时我还远远无法思考胡塞尔的极度担忧，这些担忧与他的事业、这项巨大而努力的工作的命运相关，而且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担忧有朝一日会与我如此接近。”(60)帕托契卡这里所说的离他如此之近的“极度担忧”可以是指他在写作这篇回忆录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体验和预感到的“危机”。面对他所极度担忧的境况的来临，“这位倍受尊敬的布拉格学者作为其国家的公民发出了他的清晰声音”(61)。
帕托契卡原本并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或社会哲学家。尽管他可以被视作一位实践哲学家，但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理性地思考和探讨“经过论证的生活”的学者，或者说是一位“当下的人文主义学者”(62)。按照帕托契卡自己在其题为《什么是现象学？》的文稿中的更为明确的表述，现象学“既不是一门献身于对学识传统之维护的陈腐哲学，也不是一门想要以在改变世界方面提供协助的方式来伸张其活力的哲学，亦即不是一门革命的或想要是革命的哲学”(63)。最后我们还可以参考比梅尔的说法：“帕托契卡将哲学理解为向着理性的自身回溯、调动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共同体工作，就像胡塞尔有一次曾表述过的那样，但在帕托契卡那里并不带有那种我们在黑格尔和胡塞尔那里可以发现的乐观主义。”(64)
严格说来，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帕托契卡只是尽到了——如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在不义面前自我保护的义务”(65)。帕托契卡最亲近的两个朋友之一兰德格雷贝(66)在其纪念文字中写道：“关于扬·帕托契卡的命运以及导致了他死亡的那些事件，人们已经谈论了如此之多，以至于无需再做重复了。但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个死亡并不是一位背对世界、远离所有政治和所有意识形态争论的哲学家由于未认识到他为实现人权所做顽强努力的风险而陷入的不幸偶然。毋宁说这是一位哲学家的最后的和极端的生命之结果，他知道，所有哲学思想都只有在不仅被思考而且被亲历的情况下才会具有其真理性。”(67)
说到底，帕托契卡与胡塞尔一样，都是利科所说的“非政治的思想家”，但政治最终还是赶上了他们。
①E.Husserl,Briefwechsel,10 B nde,in Verbindung mit E.Schuhmann hrsg.von K.Schuhman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Bd.Ⅷ,S.59.(以下凡引此书信集均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Hua Brief.+卷数+页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塞里克离开莱比锡去维也纳之前将自己的一个小书桌(或一个小书架)留给了胡塞尔。胡塞尔一直保留这个小书桌，并在它上面工作过很长时间。直到他的同胞学生帕托契卡出现，胡塞尔才于1934年圣诞节将这个书桌转送给帕托契卡，因此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参见Hua Brief.I，S.100、利科纪念帕托契卡文章的开篇(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in Jan Patocka,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der Geschichte,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7)，以及[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7页。
②④参见Barry Smith，”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c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Zumr and and T.Binder (eds.),T.G.Masaryk und die Bre tano-Schule,Graz/Prague: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1993,S.94-110,S.101。
③[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7页。
⑤Jan Pato ka,”Pojemevidence a Jehov znam pro Noetiken” (Der Begriff der Evidenz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Noetik),Praha,1931,S.165。参见Milan Walter,”Jan Pato ka.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89，以及Ludger Hagedorn und Hans R.Sepp,Jan Pato ka.Texte,Dokumente,Bibliographie,Freiburg und München:Alber,1999,S.529。
⑥1933年4月6日，已经退休五年的胡塞尔收到巴登文化部的第7642号“被休假的”通告，随后于4月14日基于这个通告而“被立即休假”。4月底胡塞尔太太向她的儿子格哈特写信报告说，他的父亲受失眠和神经痛的折磨，不得不中断工作，去瑞士洛迦诺休养十天。(参见K.Schuhmann (Hrsg.),Husserl-Chronik.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erls,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7,S.429。以下凡引此《年谱》均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Chronik+页码。)
⑦[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1页。——胡塞尔将帕托契卡视为自己的第一位同胞学生，这说明他更多地将捷克(由帕托契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和胡塞尔自己的出生地摩拉维亚两个地区组成)视为自己的故乡，即他所说的“我的可爱而古老的祖国”(Hua Brief Ⅷ，S.58)，而不是以奥匈帝国为自己的祖国，因此他似乎并不将出生在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视为自己的同胞学生。
⑧[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1页。——这两位亚洲学者中的日本人的身份尚无法查实，但另一位中国人则极有可能是沈有鼎(1908-1989)。对此可以参见倪梁康：《沈有鼎与胡塞尔在直观问题上的思想因缘》，[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尤其是第一节“沈有鼎与胡塞尔师承关系的历史考察”，第72-73页。
⑨[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1页。
⑩这也是黑尔德近年来想要在他的文集《欧洲与世界：世界公民现象学的研究》(Klaus Held,Europa und die Welt.Studien zur welt-bürgerlichen Phanomenologie,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2013)中想要处理和回应的问题。
(11)关于这个问题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于一次大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载《中国现象学与现象学评论》第十五辑《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12)[波兰]罗曼·英加尔登：《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倪梁康译，[南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3)乌悌茨(Emil Utitz，1883-1956)出生在波希米亚地区，也是犹太血统。他曾在慕尼黑、莱比锡和布拉格学习法学、考古学、艺术史、哲学和心理学，并最终于1906年在布拉格随布伦塔诺的学生、心理学家、完形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埃伦费尔茨(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完成博士学业，而后又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并于1925-1933年在罗斯托克大学担任哲学副教授。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后，他因犹太身份而先被休假，后被永久退休。此时他刚刚50岁。随后他流亡到他的家乡布拉格，在布拉格德语大学担任讲席教授，直至1942年德国占领捷克。他不仅被逐出大学，还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只因其“名人”的身份，他在那里才受到特殊对待，最终得以度过战争，活到战后。1945年起他重新执教于布拉格大学，直至1956年去世。
乌悌茨曾与胡塞尔和舍勒有过直接联系和书信往来。现存于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的一封舍勒手写的战地明信片便是他于1916年战争期间写给乌悌茨的。另一封胡塞尔1914年手写的致乌悌茨的明信片则被收藏于德国比勒费尔德图书馆。此外在1993年由舒曼编辑出版的《胡塞尔书信集》中还收有胡塞尔致乌悌茨的一封信和乌悌茨致胡塞尔的两封信(Hua Brief.I，S.187 ff.)。
(14)(16)[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3页，第286页。
(15)关于胡塞尔对现象学内部的海德格尔学派占上风的状况的担心，帕托契卡曾在给兰德格雷贝的个人信件中表达得更多。按照兰德格雷贝的回忆，帕托契卡曾说：“海德格尔思想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后来几乎也是我们在布拉格每天谈论的话题之一。而且这也是我们的共同信念，即这个关系必定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参见L.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Ein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Vol.3,1977,S.298)
(17)关于胡塞尔最后这两部著作的形成历史与基本思路可以参见笔者的两篇论文《胡塞尔未竟之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以及《胡塞尔遗著〈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通过兰德格雷贝来实施的布拉格哲学社团的计划：聘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德语大学任职。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英加尔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胡塞尔的思考、犹豫和最终的决定过程：“我这此次来弗莱堡只有两天时间，并在胡塞尔那里遇到让?海林和兰德格雷贝，后者带来一份邀请函，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德语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想带另一部分胡塞尔手稿到布拉格。——关于布拉格邀请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考虑了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但我和海林都不知道，这里能够做何种建议。很明显，胡塞尔在德国的境况在这些年里从根本上变坏了，很难预料将来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布拉格？——谁能够知道在那里会更平静和更安全吗？胡塞尔倾听并沉默。我们在没有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各自分手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去胡塞尔那里。他立即坚定地告诉我：‘我留在这里’。他勇敢而骄傲。不愿退让。我没有抗议，尽管我忧心忡忡。”(罗曼?英加尔登：《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倪梁康译，[南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9)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胡塞尔全集》第27卷，于1989年正式发表。参见Edmund Husserl,Aufs tze Und Vortr ge(1922-1937),Hua XXⅦ，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S.184-221。
(20)[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5页。
(21)参见Jan Pato ka,”Edmund Husserl’s Die Krisis dereurop 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cendentale Ph nomenologie”,Review of the first part of Husserl’s Krisis as published in the Belgrade journal Philosophia,1936(1),pp.77-176,in eskámysl,1937(33),no.1-2,pp.98-107。
(22)[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8页。
(23)另一位关注生活世界问题的思想家当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笔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专门讨论了他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关联与差异。此外还有受胡塞尔影响更大的舒茨(Alfred Schütz，1889-1959)和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曾对“生活世界”论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参见Alfred Schütz,Thomas Luckmann,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Band 1,Frankfurt a.M.:Suhrkamp,1979; Band 2,Frankfurt a.M.:Suhrkamp,1984以及Hans Blumenberg,Theorie der Lebenswelt,Frankfurt a.M.:Suhrkamp,2010。
(24)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2.
(25)参见[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47页：“在布拉格停留期间，胡塞尔一再催促我完成任教资格考试；探讨胡塞尔论题、尤其是生活世界论题的文章在1936年完成。”
(26)参见该书的捷克文版(Jan Pato ka,P irozen Svět Jako Filosofick Problém,Prag: eskoslovensk Spisovatel,1936)、法文版(Jan Pato ka,Le monse Naturel Comme Probleme Philosophique,traduit du tchèque par Jaromir Danek et Henri Declève,Postface de l’auteur,La Haye:Martinus Nijhoff,1976,Phaenomenologica 68)、德文版(Jan Pato ka,Ausgew hlt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Stuttgart:Klett-Cotta,1987-1992,Band III: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Ph 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herausgegeben von Klaus Nellen und Jí i Němec,Einleitung von Ludwig Landgrebe,Stuttgart:Klett-Cotta,1990)、英文版(Jan Pato ka,The Natural World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6)。
(27)[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9页。
(28)参见Jan Pato ka,”Edmund Husserl zum Ged chtnis:Zwei Reden gehalten von Ludwig Landgrebe und Jan Pato ka”，in Schriften des Prager Philosophischen Cercles,herausgegeben von:J.B.Kozák und E.Utitz,Prag: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1938。
(29)参见Eugen Fink,”Totenrede auf Edmund Husserlbei der Ein scherungam 29.April 1938,gesprochen von Eugen Fink”,in Perspehtiven der Philosophie,Volume 1,1975,S.285-286。
(30)Jan Pato ka,”Edmund Husserl zum Ged chtnis.Zwei Reden”,in Schriften des Prager Philosophischen Cercles,herausgegeben von:J.B.Kozák und E.Utitz,Prag: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1938,S.28f.
(31)Edmund Husserl,Erfahrung und Urteil.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ausg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Landgrebe,Prag:Academie Verlagsbuchhandlung,1939.
(32)Ludwig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Weg zu Edmund Husserl und a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ihm”,in Sepp,H.R.(Hrsg.),Husserl und die Ph 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Freiburg:Verlag Karl Albert,1988,S.26.
(33)[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91页。——关于此还可以参见兰德格雷贝的更为准确的说法：“出版商必须逃离，但他们逃走前还能将200本样书寄往伦敦的阿伦和昂文出版社，出版社能在英国和美国售书。其余的样书则被纳粹没收并焚毁。”(Ludwig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Weg zu Edmund Husserl und a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ihm”,in Sepp,H.R.(Hrsg.),Husserl und die Ph 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Freiburg:Verlag Karl Albert,1988,S.26)
(34)Barry Smith,”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Zumrand and T.Binder (eds.),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Graz/Prague: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1993,S.95.
(35)参见耿宁(Iso Kern)的未刊回忆录《有缘吗？——在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第5章“我在鲁汶胡塞尔文库担任助教和编者期间(1961-1972年)”第12节“在胡塞尔文库时我的国际哲学联系：伊莉·罗森贝格-胡塞尔、格哈特·胡塞尔、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罗曼·英加尔登、扬·帕托契卡、阿隆·古尔维奇、达格芬·弗洛斯达尔、伊格纳西奥·安杰勒利”。译文出自郑辟瑞的中译稿第20页。——此外还可以参见Jan Pato ka，Schriften zurtschechischen Kultur und Geschichte,Stuttgart:Klett-Cotta,1992。
(36)参见L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Vol.3,1977,S.298。
(37)见Jan Pato ka,Andere Wegein die Moderne.Studien zur europ ischen Ideengeschichtevon der Renaissance bis zur Romatik,Würzburg:K nigshausen &Neumann,2006,S.295-330。
(38)Jan Pato ka,Jeho P edc dci a Dědicové (Aristoteles,jehopfedchudci a dёdicové (Aristoteles,seine Vorl ufer und seine Erben)),Praha,1964.——这部任教资格论文与他的博士论文一样，据笔者所知也至今没有作为整体出版。但它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已在1964年之前作为单篇论文分散发表。
(39)[瑞士]耿宁：《有缘吗？——在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第5章，郑辟瑞中译稿，第19页。
(40)(43)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 “,in Jan Pato ka,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neu übersetzt von Sandra Lehmann,mit Texten von Paul Ricoeur und Jacques Derrida sowie einem Nachwort von Hans Rainer Sepp,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13,S.8.
(41)我们曾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主人翁托马斯身上隐约看到这样一类人的影子。参见[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
(42)Barry Smith,”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Zumrand and T.Binder (eds.),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Graz/Prague: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1993,S.108.
(44)Milan Walter,”Jan Pato ka.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104.
(45)Jan Pato ka,”Roman Jakobsons ph nomenologischer Strukturalismus”,in Tijdschrift voor filesofie 38,Nr.1,Leuven,1976,S.129-135.
(46)L.Landgrebe u.a.,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 ka,herausgegebenvonWalter Biemelund dem Husserl-Archiv zu L we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6.
(47)[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9-291页。
(48)Barry Smith,”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Zumrand and T.Binder (eds.),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Graz/Prague: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1993,S.108.
(49)[瑞士]耿宁：《有缘吗？——在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第5章，郑辟瑞中译稿，第24页。
(50)Eugen Fink und Jan Pato ka,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Freiburg /München:Alber Verlag,Prag:Oikoymenh,1999,S.29.
(51)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0-137.
(52)Jan Pato ka,Ausgew hlte Schriften,B nde I-IV,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Stuttgart:Klett-Cotta,1987-1992.
(53)Sebrané spisy Jana Pato ky,1-5,9-13,20,Praha:Oikoymenh,1996.
(54)Paul Ricoeur,”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in Noack,Hermann (Hrsg.),Husserl,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3,S.231.
(55)(56)参见[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0页，第283页。
(57)参见英加尔登的回忆：“这种激情我只见到过一次，即在胡塞尔1917年为休假的战士所做的那些讲演中。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大学讲演。”([波兰]罗曼·英加尔登：《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十辑《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58)详见倪梁康：《胡塞尔于“一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五辑《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59)胡塞尔在这里的所说的“极乐生活”与费希特的宗教伦理著作《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有关。
(60)见[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3页。
(61)Elisabeth Str ker,”Nachruf auf Jan Pato ka 1.7.1907-13.3.1977″,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Bd.31,H.3,Jul.-Sep.,1977,S.453-455.
(62)参见Ilja Srubar,”Vom begründeten Leben.Zu Jan Pato kas praktischer Philosophie”,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10-31。
(63)Jan Pato ka,”Was ist Ph nomenologie?”,in Tijdschriftvoor Filosofie,44ste Jaarg.,Nr.4,1982,S.676.
(64)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6.
(65)J.Pato ka,”O Povinosti Br nit se Proti Bezpr vi ( ber die Pflicht gegen die Ungerechtigkeit sich zu verteidigen)”,in Studie,Ⅲ,Nr.51,1977.
(66)另一位是已于此前两年(1975年)离世的欧根·芬克(Eugen Fink，1905-1975)。
(67)L.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Ein 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Vol.3,1977,S.295.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阶段性成果。）
来源： 《江苏社会科学》第20204期
